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在甲骨文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术大师，但从唐兰先生精辟的概述中同样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其中卓尔不凡的贡献。

    不过，在学术研究上捷报频传的王国维，这时依然要为“生活之累”而奔忙。虽然王国维的奔忙并没有与其学术大师的职业和cāo守相背离，并在为生活的奔忙中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之路，但我依然不能不就此引出下面这一章内容的标题

    第二十章

    密韵楼编目

    其实，王国维谋求到密韵楼编撰书目早在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底就开始了，而之所以一直拖到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才如愿以偿，其中缘故不能不从他回国那年开始梳理。

    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王国维应聘到哈同花园主持《学术丛编》，该杂志刊登内容主要分为经学、小学和史学三门。按照与哈同花园方面的约定，每期每门薪水５０元，加上稿费每千字５元计算，王国维每月能获取报酬２００元左右。这样的月薪，要维持王国维全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及供养子女读书，确实显得捉襟见肘，致使家庭财政经常出现支绌。这样窘迫的生活状况，再加上国内政治形势动dàng不稳，以及哈同花园内工作的不顺心，王国维于这年１０月在罗振玉的劝说下，曾一度想到前往日本去当“寓公”。对此，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打算：

    公函中言再往东作寓公之说，维所极愿。若全眷浮海，恐不能行。现维拟二种办法，一归海宁，一仍住上海。若归海宁，则以大儿入青年会寄宿舍，年费二百余元，次儿或送嘉兴，则所费不多。若全家用度则月五六十元，岁费约千元左右，比之寓沪可省三分之一。维则每年往东一次，与公同行，暂则住一月，久则数月亦可，每年研究均以家所有书为根本，而至东则参考诸书以成之，此为最妥办法。若寓沪则所需较多，一年或需两度赴东，而所驻之期均不能过久，好在今年决不能作归计，尚可从容定计也。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王国维不能不考虑开拓财源，以维持全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及子女上学费用。而作为学者，王国维要想开拓财源只能依靠他的学识，除此别无方法。于是，王国维在主持《学术丛编》之余，曾积极帮助罗振玉在国内鉴别、收购古书画，然后将其收购的古书画转jiāo给罗振玉再卖于日本人。不过，鉴别古书画的真假并非易事，虽然王国维自幼喜欢金石书画，但他毕竟不是顶级的书画鉴定家，这方面的见识也未必比书画收藏家精深广博，另外他并没有罗振玉那样精明的商业头脑，对于书画价格又往往不太明了市场行情，所以在他难以收购到珍品书画的时候，竟然想到将自己所藏的珍本古籍出售以“开拓财源”。例如，王国维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就致信罗振玉说：“买卖书画诚不易，不独画之精否真赝难以骤决，即于价之cāo纵亦非易事。如此次方画若知其底蕴，则日币千元或中币八百元必可得之，售事亦然。维之唐卷不知可售否？请公视机会时脱之，不亟亟也。”关于这样的事，王国维与罗振玉在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的通信中频频涉及，想来这一年王国维是经常鉴别和收购古书画的。

    除了帮助罗振玉收购古书画外，王国维还应沈曾植之邀参与《浙江通志》的编撰工作，与张尔田共同负责编撰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和封爵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每人可获取报酬２４０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进展极其缓慢，这２４０元酬金直到王国维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就任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后才收到。

    生路艰难，王国维又蒙好友樊炳清的举荐，代替当时生病的他担任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杂志》的撰稿人，以业余时间撰稿获取稿酬。对于《东方杂志》，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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