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陌生，因为他当年那著名的《宋元戏曲考》就曾刊发其上。然而，与当年以２００元稿酬买断《宋元戏曲考》首次发表权相类似的是，当王国维将翻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之发明与其结论》的稿件送jiāo《东方杂志》时，自己提出的４０元稿酬要求，竟被《东方杂志》社还价为２０元，这让王国维只能是“怒而索还原稿”了。

    历经这样的波折后，王国维再联系到当时极为糟糕的社会状况，遂书生意气地发了这样一通牢骚：“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蒋孟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若商务印书馆者，其中办事督责可谓认真矣，乃终年孜孜作无用有害之物，非徒于世无益，即以其公司之经济言，亦失计之至。”闻听此言，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当时作为已经盛名在外的大学者王国维在索回译稿时的心态，也能够感受到王国维为生活之累而心怀怨怼的心情，可窘迫的生活现实使他依然要另谋“良策”。这次王国维在窘境中想到的“良策”，就是他在牢骚中提到“吴下曹君，蒋孟延之校书”一事。对此，王国维写信向罗振玉说起了这件事：

    今日（公元１９１８年１月１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编藏书目（月修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jiāo卷。孟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抄校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jiāo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意多增一人，于孟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不过，按照钱剑平先生的说法，王国维是因为不忍心夺去旧日好友曹元忠的这一工作，而延迟自己为江南大藏书家蒋汝藻编撰书目的。总之，王国维谋取为蒋汝藻编撰书目确实是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的事了。写到这，实在有必要对蒋汝藻作一介绍。与王国维同年出生的蒋汝藻，字元采，又字孟，号乐庵，浙江乌程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蒋汝藻考中举人，后就任满清朝廷学部郎中总务司行走，但与当时在学部任职的王国维并不熟识，辛亥革命后前往上海创办经营轮船等实业，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拥有巨额财富之后的蒋汝藻，开始充分满足自己收藏善本古籍的嗜好，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就收购古本书籍达５０００余种，其中不乏唐宋元明清孤本秘籍，与浙江同邑的张石铭（字钧衡）、刘翰怡（字承斡）并称“江南三大藏书家”。

    以藏书之多之精而名噪一时的蒋汝藻，为了存放这些书籍便在上海建造了一栋别墅，取名为“传书堂”。后来，蒋汝藻非常幸运地收购到了周密的宋刻孤本《草窗韵语》，遂将藏书楼更名为“密韵楼”。由于几年来大量收购古籍图书而未能加以整理，蒋汝藻便邀请好友曹元忠（字君直）帮助他整理“密韵楼”藏书，并约定每月报酬５０元。然而，家境富裕且藏书同样丰富的曹元忠，虽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但他事务繁忙并不能按照约定行事，后来索xìng辞去了这一差事。曹元忠辞职后，王国维通过这时已经返回上海的罗振玉的举荐，遂开始了自己为“密韵楼”编撰书目的兼职。

    毋庸讳言，王国维谋取“密韵楼”编撰书目一职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但也不能否认他因此而得以饱览其中极为丰富的藏书，从而使自己的学识和眼界得到开阔，这从他后来撰写的《五代两宋监本考》与《两浙古刊本考》这两部版本目录学著述中不难明了。由此，笔者不由想起当年梁启超为当时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梁思成即将回国谋划就业时，曾在信中为梁思成这样打算说：“另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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