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是题外话或者说是另一部书的任务。

    现在，我们不能不转入到王国维关于敦煌学研究的新成就中，虽然包括密韵楼编撰书目在内这多年的读书治学生涯，为王国维的敦煌学发轫奠定了极为深厚坚实的基础，但下面章节的重点依然只能是“敦煌学发轫”。

    第二十一章

    敦煌学发轫

    公元１９８８年，中国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对此，有人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博大胸怀。然而，中国学者敞开这一胸怀实则出于无奈，或者说是那个无奈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使敦煌学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弘扬。由此，我们在解析王国维对于敦煌学研究所做出的发轫之贡献之前，实在不能不揭开中国文化和学术史上至今想起来都令人有一种锥心之痛的“伤疤”。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２日，住在敦煌莫高窟前一座名叫下寺的残破寺庙的道士王圆（道士占据寺庙倒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弘愿要将被沙土掩埋多年的莫高窟清理出来。在清理过程中，距离下寺最近的那上下三层洞窟的甬道北壁出现了一条裂缝，随后王圆拆除甬道北壁外面的一层土砖，发现有一扇不足一人高的木板门，而打开这扇木板门则是２０世纪那个震惊世界的文化大发现藏经洞（现编号为第１６窟）内积存着近千年的“敦煌遗书”。确实，在这个只有一丈见方的藏经洞内，竟然藏有多达４５０００余卷的古经卷文书和数千件绢画、法器等古文物。面对如此丰富的经卷文书和法器等古物，这个虔心向佛的道士王圆随后从中挑选出几件便向当地官府作了报告，从而揭开了这批被世界学界称之为“敦煌遗书”的悲惨命运。关于“敦煌遗书”从最初被发现到民国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４４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在这长达４５年时间内遭受各色人等疯狂劫掠的惨痛历史，笔者曾在“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的《显赫敦煌》卷中有过细致而生动的描述，至今每每读来仍是心痛得泪水涌流。不过，在这里限于本书体例及本章篇幅等原因不能展开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而下面只能按照时间先后大致列举“敦煌遗书”被劫掠的一些过程。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甘肃省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字栗庵）从道士王圆上报给前任知县严泽的手中接过那几件绢画后，又亲自前往藏经洞中取走了一些古经卷文书和碑帖等古物，一部分作为自己结jiāo上级官员的礼品，一部分则上报给了甘肃省学政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王国维在上海哈同花园时期的好友）；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作为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的叶昌炽虽然对“敦煌遗书”很重视，并建议甘肃省官府有关部门将这批古物运到兰州妥善保存，但因各种原因使这一建议未能得到采纳，而是下令由敦煌县官府就地封存，而那一部分由汪宗瀚上jiāo的古物则归叶昌炽个人所有；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奥勃鲁切夫闻风来到中国敦煌，随后仅以６包俄国的日用品就从道士王圆手中骗取了两大包“敦煌遗书”，这是“敦煌遗书”遭受外国劫掠的开始；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３月和１０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４０锭马蹄银（约合白银２００两）从道士王圆手中先后两次骗走２４箱经过挑选的六朝至宋代的古经卷文书和５箱绢画等制品及２３０捆手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８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将藏经洞内所有的“敦煌遗书”细致地翻检一遍后，以５００两白银骗走６６００卷精品珍贵文书，其中古藏文卷子２７００卷，其它类３９００卷；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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