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达敦煌，掠取大量“敦煌遗书”而去；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在满清政府层层下令最后由敦煌县县令陈藩负责清点“敦煌遗书”时，道士王圆竟然预先私藏诸多经卷，后来这些经卷分别卖给了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的探险队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及沙俄人鄂登堡等；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至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鄂登堡从敦煌盗走“敦煌遗书”３０００余卷，另有丝织艺术精品１５０余方和５００余幅珍贵的壁画；

    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白俄军官阿连阔夫兵败后率残部５５０余人潜逃至敦煌，在被中国政府扣押于敦煌期间竟于莫高窟内肆意毁坏壁画和雕塑，给敦煌洞窟艺术带来了灾难xìng的破坏；

    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带领人员来到敦煌后，虽然没能盗买到“敦煌遗书”，但他竟然用胶布和特殊化学yào剂从莫高窟中剥离了大批壁画，其中不仅有极为珍贵的第３２３窟“张骞西域迎金佛”的唐人画，而且还有几尊包括第３２８窟高达１２０厘米半跪式观音菩萨等在内的极为优美的唐代彩塑，第二年当他带领人员再次来到敦煌准备故伎重演时，遭到了敦煌当地民众的驱逐；

    民国十九（公元１９３０年），当斯坦因第三次来到中国新疆并准备前往敦煌时，遭到guó mín dǎng当局的强力反对而不得不改道西亚和中亚等地“考古”去了；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１９３６年），当英国人巴慎思来到敦煌准备效仿美国人华尔纳剥离莫高窟壁画时，被当地民众抓获并遣送出境；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４４年），在于右任、向达与贺昌群等政界和学界知名人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从而真正结束了“敦煌遗书”和莫高窟壁画等遭受列强劫掠的罪恶历史。

    与外国列强劫掠“敦煌遗书”和莫高窟壁画等行径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本土从政府官员到地方乡绅，从学界知名人士到附庸风雅的“文化人”，他们对于“敦煌遗书”采取的劫掠方式，不仅可以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而且手段也更为卑劣且具有欺骗xìng。诸如，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派员押送“敦煌遗书”前往北京的途中，竟然从敦煌、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兰州、定西一直到北京，沿途可谓是雁过拔毛、人人有份，这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在以上这些地方由民间人士手中，依然能购买到大量“敦煌遗书”经卷一事上，便不难明白其损失到底有多么严重。更为卑劣可恨的是，当“敦煌遗书”解送进京后，载经大车却没有押进学部大院，而是直接拉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于是，何震彝叫来其岳父、大藏书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学界名士，对“敦煌遗书”残卷进行了一次极为“认真”的挑选，而选出的精品写卷则都收归到他们各自的书房中。接着，这些“名士”们为了使“敦煌遗书”数目与当初陕甘总督随附的一份清单相符，竟然将一卷撕成两份或三份甚至更多份，以瞒天过海、掩人耳目。随后，当这批劫余的“敦煌遗书”移jiāo学部再转jiāo到京师图书馆保存之前，这种被劫掠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

    那么，“敦煌遗书”到底是怎样一批古物，它在中华文化和学术研究中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其总共有多少卷，如今又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呢？

    “敦煌遗书”主要分为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两大部分，宗教经卷约占８０％，世俗文献约占２０％。在宗教经卷中，除了佛教经卷之外，还有道教、摩尼教、犹太教、教和景教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和辑佚之功。在世俗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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