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又想了些什么呢？

    在这样特殊而寂寥的日子里，王国维也许首先想起了公元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这一天。是的，这是亦师亦友沈曾植老先生的七十寿庆之日，这一天王国维敬献的贺礼与众不同，因为这只是一篇文章《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不过，这实在不是那种一般xìng的应酬文字，这是王国维对清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深刻透视，也是从学术角度对挚友沈曾植老先生的高度推崇：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古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顾炎武），曰休宁戴先生（戴震），曰嘉定钱先生（钱大昕）。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的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的字）、竹汀（钱大昕的字），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而至，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变，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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