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府登记一番。
所谓“为官不修衙”,这倒算是官场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了。
别看洛阳甚是繁华,洛阳之夜更是奢靡至极,而这洛阳府也是占地甚广,框架极为大气,可面前这因为时常擦拭而几乎露出木材原本颜色的匾额,府衙两侧有些掉漆的楹联,还有里面大堂上挂着的明镜高悬四个巍巍大字,足见这东都洛阳一府之沧桑。
事实上,当年高祖李渊对于将都城定在长安还是洛阳这件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是冲动之下的产物。
以隋朝为鉴,当年隋文帝杨坚将都城定为“大兴城”,也就是现在的长安城,是基于自己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关陇集团,他自然要将都城定在自己的地盘上。而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洛阳成为了新都,试图以洛阳为中心,大运河为血脉,将整个天下连为一片,当然,他失败了。
所以,同样出身关陇集团的李渊当即决定,不能再走杨广的老路,于是定都长安,使关中地区成为全国的心脏。
但是很快,李渊就发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粮食问题。
原本杨广将首都设在洛阳,而以大运河为脉络输送粮食再简单不过,可是长安就不同了,粮食若想运抵长安,须自江南沿大运河北上至洛阳,再经由洛阳送抵长安。但今早所见,陕州一段黄河,有砥柱于河间,运粮大船不能行,小船也有触礁危险,因此必须走旱路,以牛车拉,过山道,方可抵达长安。
但是一来,以这种方式所拉粮食数目极为有限,根本无从供应大唐都城所需开销;二来长安人口急剧膨胀,而且日益加剧,这种运输手段渐渐供不应求,在关中地区的百姓有时会有被活活饿死的危险,甚至当年高宗李治就差点被饿死在长安,足见形势严峻;三来所经地区地势险要,无法行大军护粮,常遇悍匪及有心之人抢夺,一时之间,长安断粮极为严重。
也正因此,武后执政期间,便迁都洛阳,以洛阳为“神都”,免于天子被饿死的危险。
但是直到玄宗时期,不同于武后是佛门所遣之人,玄宗一直欲行天子制衡之术,掌天下权,于是为了制衡佛门,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将都城迁回长安。因为长安,既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楼观派主脉之所在。
不过,粮食问题依旧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玄宗不得不时常去洛阳执政,从而造就了洛阳之繁华盛况。
出示了用以表明身份的京兆府令牌,唐一笑和李白顺利进入洛阳府衙。
毕竟唐一笑在京兆府还只是个九品京兆府卫,自然不会是洛阳的刺史大人亲自接待,不过是与登记之人一说,交了京兆府发布任务的信物,又画了个押,便从那人手中拿到了的卷宗。
最后一张,附有铜面大盗的铜面还原图。
一张平平无奇的铜面,不是过分邪恶的一张脸,也没有邪肆的花纹,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铜面,却在这洛阳城三次出手,三次掀起不小风波。
铜面大盗,究竟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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