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放手让它搞改革，搞经济特区；而上海因是国有企业经济重地，国家财政命脉所系，前些年一直不让越雷池一步。而结果是放开一点就活一点，不让放开就死路一条。

    应该说，国有企业陷人目前这种困境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绕开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一直是在外围作战，没有深入“病根”动手术。从浅层次看，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得到抑制后，市场由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为供求平衡直到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从而导致企业销售不畅的矛盾加剧，产品积压上升，生产率下降，产销率偏低。针对市场疲软这一问题，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通过取消保值贴补率和两次下调利率，指望此举刺激消费，降低产品积压率。但几个月过去，看来收效甚微。针对企业者化、技术落后的问题，政府则采取注入资金，大搞技术改造，对生产要素重新进行优化组合等方式，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在所有的措施陆续出台以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构大调整、技术大进步、存量大流动的局面。人们从各类传媒公布的消息中得知，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问题突出，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1/4，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难以步人良xìng循环。而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平均达70％）这一事实，已使人们预感到：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任其将危机转嫁，最终的结果是拖垮银行，导致金融危机。

    国有企业现状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引起的。这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谈到的所有权问题和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问题，其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和市场经济法则能不能相容的问题。

    针对所有制改革问题，理论界倒是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但在所有权这一问题上如何改革，一直存在互相对立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救中国”，另一种则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摆脱困境。这两种看法都把所有制的变革看作是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前者虽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但却顽强地坚守“阵地”，“抓大放小”的决策出台后，它只是丢了效益不好的小企业这一块已成为“鸡肋”的资产；后者因一直存在事前的政治xìng制约，没法公开讨论而停留在含义模糊的口号上，井没有什么更明确的思路和实施方案。

    笔者在这里只能说一点：产权亦即所有权问题其实最终是无法回避的根本xìng问题，因为只有形成“所有者在位”的产权关系才能让企业的产权所有者有效地承担资产责任和财产损失，而且这一点恰好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中国国有企业生存的窄景是政府对各种资源的高度垄断，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成了一个悖论：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即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及全权转让“所有者虚位”

    的结果是使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人化”，是指国有企业的经理层又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经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亦即国家来负。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份难以消化、也不可能避开不加清理的遗产。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己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国有企业所有的问题都已暴露，但又还不那么十分尖锐，应该说是改制的最后时机。如果放弃这一时机，可能等到允许讨论之时，已经丧失了讨论的意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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