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之说可以休矣。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价值理xìng被严重扭曲的表现之一。任由现阶段被严重扭曲的价值理xìng发展下去，只会使中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的旋涡中，造咸一种恶xìng经济环境。

    就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杀青之际，从一些朋友那里得知，北京有一些经济学者和其它学科的学者还在发表他们持之已久的看法：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我不明白要用腐败来“消解”的体制到底是极左体制，还是目前新旧并存的“转轨期体制”？亦或是我们民族那奄奄一息的公平正义？因为事实表明，作为“腐败代价”的牺牲品不是极左体制，正是公平与正义。

    80年代中期，“腐败”面将会扩散至多大，以及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将起什么作用，大家缺乏经验xìng体验。那时候看到的只是用贿赂等手段，很容易绕过旧体制的障碍，达到一些特定目的。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因为转轨时期有许多体制缝隙给人钻造成的局面，一俟法律制度完善，情况就会改观。但不断出台的法律条文，包括“阳光法”在遏制腐败方面的软弱无力等所有事实都已证明，有“法制”未必就能形成“法治”，大规模扩散的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分配对中国社会环境起了极为恶劣的dú化作用。面对这些事实，大家本应收拾起对腐败作用的一厢情愿的看法才是。但还有一批学者在大谈腐败有理，认为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变”过来就行，一位近几年声名大噪的文化学者，这几年在所到之处都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个观点：腐败有利于中国社会转轨，腐败者获得既得利益后，会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努力使社会通向法治之路。

    如此国情，却提出如此媚俗的主张，无论如何都使对中自有现实感的人想不通，《荀子》所提倡的“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那种绝不媚俗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今天难道真要成为绝响了吗？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向我谈到的一点感想：如今中国不少经济学者突然都走到另一极端，变成没有良心的数字机器，所有的研究都是“见物不见人”，只谈生产力，不谈生产关系，这样的经济学叫什么“经济学”！他认为今日中国亟需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位朋友谈的是有关中国当代经济学包括所有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些年来不少学者对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理解失误，脱离了中国现在的实际变化、发展特点来大谈“对策”。

    中国改革的深化，现在已不是诉诸“法律”和法规xìng文件的问题。因为已出台的许多法律，即使是关系到“国运”的“阳光法”与关系到民族生存的“环境保护法”，都只是纸上谈兵，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层缺乏约束作用。为什么会如此？根源是在社会转型期间，中国人对生存的理解和适应发生根本xìng变化。在以满足私yù为价值指向的常识理xìng恶xìng膨胀的同时，是人文精神的大退缩。从一些贪官对权力的“解释”，就如一位县太爷弯公开鼓吹的“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当官就是要当大官，发财就是要发大财”，“当官之道嘛，就是会做人，能合人，敢压人，菩哄人”，从中可知，涤清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何等重要的当务之急，我国部分公仆的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何种可怕的程度，人的价值理xìng和工具理xìng发生了怎样可怕的劣变。而价值理xìng从个人来说，涉及的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从民族来说，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工具理xìng则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取向，在经济生活中则决定了人们追求、使用、管理财富的行为方式。

    价值理xìng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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