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造成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出现了“韩国病”这一流行腐败综合症，韩国也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美称”。高度腐败最终严重制约了牡会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在1992年年度报告中把韩国从“四小龙”队列中剔除出去。

    这一次韩国的“世纪审判”，与其说是审判这两位前总统，勿宁说是审判韩国的黑暗历史。它对亚洲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这次审判提醒亚洲，现代化应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如果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被权贵贪污挥霍，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这次韩国通过“世纪审判”来清算黑暗历史，昭示着韩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走出“黑金政治”状态，朝着建立公正社会的目标行进。这场以反贪污腐败为目标的“不流血的革命”，其意义早超出了国界，为纯洁亚洲的价值观做出了贡献，也为亚洲其它国家反腐败提供了榜样：只要下定决心，就有可能将腐败这种政治之癌根除。

    在韩国忙于清算“黑暗历史”并不断在反腐败的同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腐败会推动社会前进，牺牲公正就能换来经济发展？韩国经验昭示给我们的是：为纯洁中国人价值观做出努力的时候到了。

    应当承认，学者们主张腐败有利也好，反对腐败也好，都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当前的腐败现状，因为决定社会现状的毕竟不是这些声音。但是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高层次群体，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声音却代表了社会良知。部分学者在腐败已成为社会发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还在主张“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力量，对推进改革有利”，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倘若这些学者愿意将“腐败有利论”

    化为纸面上的文章，我想那一定会成为后人论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丧失良知的具体例证。

    上述情况表明，为学术研究引回人类关怀精神，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进行道义评价，已刻不容缓。

    人的品质取决于人文教育的品质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xìng判断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摆脱古典经济学单一的人xìng观，通过人文意义教化启动人xìng中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

    我曾不止一次听过一些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人感叹，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也曾不止一次地在调查中知晓，假冒伪劣商品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因为商业部门负责进货的人拿了回扣；更曾听不少国有企业的员工谈到，他们的老总是如何贪污，而大家明知他的腐败劣行却无法可施，因为他早已用钱将上级部门的领导“搞惦”，职工告他不但没用，反还会砸了自己的“饭碗”，等等。这些谈话者有的因格于形势而不得已做过一些事，如因为某种原因在某件事上曲法在法，放过了本不该放过的腐败分子；或是为领导造假账，为其领导贿赂有关部门人士尽过力等等，但他们在心底深处都没有认为腐败有利，相反还因腐败行为的泛滥而感到茫然无措，不知这样发展下去，国家前途如何。他们能够这样判断，是因为他们还有社会良知，还没有丧失起码的是非感。这种社会良知如再不加以重申，只怕到了下一代，连分辨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也会成为难题。

    社会良知是靠人文教化长期培育并代际相传，而不是靠空唱利他主义的高调进行说教式教育。我们现在要恢复的不是文革中肆虐的血腥理想和虚假的崇高，而是趁社会成员还没有完全丧失是非感的时候重申民族的固有道德，恢复社会良知。而恢复社会良知就必须仰赖于人文教育，因为人的品质决定于人文教育的品质；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道德大滑坡、人心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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