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开台灯，在沙发上坐下，赵天鸿拿起沙发扶手上放着的那本《中国社会学月刊》一九八零年第一期，翻到书签儿夹着的那页，继续阅读起来：“苏式体制的特点是由国家直接管理和指挥整个国民经济和企业的活动，实行‘计划大包揽，财政大包干，物资大统配，劳资大统一’，作为直接发挥生产力作用的基本单位——企业，几乎全部经营管理活动都要听命于国家，缺乏自主性。由此产生了种种弊病：由于国家计划不周，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企业在生产中单纯追求某些指标，重产值c产量，轻质量，不考虑销售与用户要求，材料和各种消耗浪费严重；物资一边积压一边匮乏；工资奖励平均化，职工用‘铁饭碗’吃‘大锅饭’，服务质量差；行政管理拖沓迟缓，官僚主义现象严重”

    “说得好呀说得好，一针见血c入木三分！”赵天鸿掩卷沉思，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杂志上刊登的这篇《论企业的本位性》他已反复阅读了五六遍，仍意犹未尽，几乎是一有空闲就拿起来研读。

    文章作者是二儿子赵楠的专业课老师c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沈万雄教授。赵楠六八年高中毕业后到山西插队，七三年病退回京后进入北城钢铁公司，在中小型轧钢厂当库工。他一直对经济理论感兴趣，还参加过“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七七年底参加高考时便报考了北大经济系，如今已经读到大三。

    今年春节前赵楠回家时，带回这本刚刚出版的杂志，建议父亲重点阅读一下沈教授的这篇文章。

    赵天鸿一下就被文章吸引住了，头一遍他是饭不吃c觉不睡，一口气读完的。

    因为，文章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不是一颗拨一拨c动一动的僵死“算盘子儿”，而应该是经济巨人身上的一个充满内在活力的有机c能动的“细胞”！这个观点正是天鸿一直以来苦苦思索并渴求得到的答案，因而对其产生了强烈共鸣。

    如果说，在北城钢铁厂五八年搞“基建投资大包干”时，赵天鸿还仅仅是从策略c措施层面来思考“如何搞活企业”这一问题的话，那么，随着二十多年来企业举步维艰的困顿挣扎，他已经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上升到体制与理论的层面。而且，他思考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北城钢铁公司这一家企业，而是着眼于如何搞活全国成千上万个国有企业。因为，作为一名老党员c老干部，他已深深意识到“搞活国有企业”这一命题的重大性和严重性，意识到所面临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进则退的c因而必须要勇闯过去的一处激流险滩了！

    沈老文章指明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束缚过死的弊端，令天鸿十分赞佩。经济不能不要计划，这是不言而喻的。那种完全撇开计划，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经济走向的观点，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已是被淘汰的落后理论。但问题是不能搞苏式的“四大”，事无巨细都纳入到计划里头去，让冶金部某某司的三个人替全国钢铁业几百万人来思考c安排c处理所有事情。由此带来的困难c阻碍c苦恼c笑话在天鸿脑子里装得那是太多太多了。

    沈教授在文章中深入分析了企业性质，他指出：无论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都具有十条基本性质，其中，除前三条即“企业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归谁所有；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截然不同外，其它七项基本性质则是同样具备的。它们是：“一c企业是从事生产的经济组织，它聚集一群生产劳动者，为共同的生产目的而协作劳动。二c它从事商品生产，它的产品必须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三c在极其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需要中，它只承担一定的分工任务，根据专业分工的特点，在技术上自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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