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兰在告知张建设身世真相的同时，派妹妹果菊上北京，请赵天鸿夫妇去参加张建设的婚礼。天鸿因工作脱不开身，就让苏颖做代表，随果菊去了五台县柳树庄。

    婚礼上，两位幸福的母亲接受了新郎新娘的鞠躬致敬，她们的动人事迹也传扬开来，后来还被记者写成通讯，在县人民广播站进行了广播。

    婚礼后，苏颖利用这些年攒下的存休，足足在果兰家住了十来天，然后才带着张建设和新娘山杏儿返京，去面见公公赵天鸿。而到北京次日，就赶上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张建设此时已三十二岁，年龄上偏大。但因他上小学晚，到六六年才高中毕业，正好是这次高考重点招收的对象。因为建设高中毕业回乡后担任了生产大队技术员，所以，赵天鸿建议他报考农业方面的专业。回柳树庄后，果兰为让建设上学期间能经常回到苏颖身边，就让他报考北京的学校。就这样，建设考上北京农业大学，每到周末就会回到赵天鸿家。

    这天，果兰带着儿媳妇儿山杏儿c孙子三喜子进京给孩子过百日，赵家顿时热闹起来。果兰带来了荞麦c核桃c台蘑c花椒c台党参c五台万卷酥等土特产，还针对苏颖的客套笑眯眯地对她说：“哎呀亲妹子，如今这口袋里不是有几个活钱嘞么。要在兀早番穷的时候，妹子你就是叫我带，我也是有这个心思没这个能力不是么！”

    苏颖问：“他五儿爹怎么不一起来呀？”

    果兰说：“说起来烦人嘞！这政策刚顺心称意没几天，又要闹腾嘞！上头来人寻乃蛋儿他大谈话，说他带头搞‘包产到户’是倒退，成日家吵个没完嘞！”

    赵天鸿一听，便向果兰仔细询问起来。

    作为一种关联性情况，天鸿对农村改革进展始终十分关注，并利用各种机会加以了解，因此他知道，从七七年开始c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农村改革，都和一个“包”字分不开。

    合作化后，农村以集体劳动和按工分分配的制度在二十多年里成了固定模式，造成“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孬一个样”，以及“干活不使劲儿，评分吵架最来劲儿”的状况。有个生产队长，上工时在村口敲钟集合，社员点卯后却一个个溜走，地里见不到一个人，气得他坐到地上大喊“不干了”。七七年春天，农村试行“记分包工”，即把每天的生产量包到社员个人，谁完成给谁记分。结果，这个生产队长还没敲钟，社员就已下地干活去了。

    七八年春天，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到“四小作业”，即小段计划c小组作业c小段分派任务c小段检查验收，实质是“包工到组”。但因包工不联产，效果不理想。

    七九年春天，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到以“五定一奖”为标志的“承包到组c联产计酬”，方法是把生产队分成若干常年作业组，实行定地决c定产量c定劳力c定成本c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c减产扣罚。由于“包”的力度更大，效果也显现出来。但因承包到组不到户，组内仍有平均主义，群众称为“二锅饭”。

    八零年春天，农村生产责任制进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阶段，特别是“包干到户”略去工分环节，由产量直接决定农户承包收入，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张五儿是柳树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是农村改革的促进派，每次生产责任制上的变革他都最先响应c积极尝试。“包干到户”从安徽等地传过来后，他立刻积极推广，自家也承包了十多亩地，包产基数是玉米1500公斤。按照平年产量，完成任务后能自留2000公斤左右，不仅口粮不愁，还能畜养一些家禽家畜，挣些活钱。从今年玉米实际长势看，产量还可能是个丰年，自留部分还会更多一些。正在农户们心喜之时，形势却又产生了波折。

    果兰从包袱里翻出个小册子递给天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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