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军的文化水平确实比曾国藩的高。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是太平天国于1851年在进入湖南以后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讨清檄文，而《讨粤匪檄》则是曾国藩于1854年2月在出兵以前发布的反太平军檄文。

    很多人都吹捧《讨粤匪檄》，认为它写得很好，至少要比《奉天讨胡》好很多。但是，如果进行一下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从篇幅上看，《讨粤匪檄》只相当于《奉天讨胡》的三分之二。谁可说的话多，谁可说的话少，一目了然。当然，篇幅长短也不是评价文章优劣的惟一尺度。

    其次，《讨粤匪檄》有口语化倾向，使得文章显得有些文白相杂。在《讨粤匪檄》中，有些文字过于浅显，读起来像是“大白话”。比如“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寸草不留”“剥取衣服，搜括银钱”“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千金以内”“千金以上”“一概免死”等等。这样的文字虽然不是很多，但还是从整体上影响了表达效果。在《奉天讨胡》文中，文言词汇满篇，“大白话”基本没有（“狗鞑子”等个别词汇除外），就文体而言显得整齐划一。

    再次，《讨粤匪檄》长句过多，这一点对其表达效果也有所影响。

    就《讨粤匪檄》而言，超过十字的单句很多，如“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等等。长单句过多，彼此又构不成对偶或排比，并不能形成良好的表达效果。

    至于《奉天讨胡》，除了开篇交代人物头衔的“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箫”之外，长句主要是“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这些可以形成骈偶或排比的句子。这些句子因为能做到一气贯注，并不给人繁荣拖沓之感。

    第四，《奉天讨胡》多用对偶、排比的修辞，使其布局整饬、语调铿锵、具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而《讨粤匪檄》则一散到底，全篇呈散乱之势。

    《奉天讨胡》中的偶句和排比句俯拾皆是，举不胜举。

    “六合之大，九州之众”“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妖座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摅公愤以前驱”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都是偶句，或长或短，对仗工稳，行文流畅，铺张扬厉，言辞华美。

    “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在第一段，《奉天讨胡》作者就以一组排比句否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而在第二段，作者更是以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自“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至“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设置了一组排比句，揭批了清朝统治者数百年来奴役华夏子民的滔天罪行。排比句的大量出现，制造了一系列蒙太奇镜头，可以给读者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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