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基本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先生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c“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题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萧飞正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萧飞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华夏[]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五十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郑南巡是这种主张的代表。1979年11月，郑南巡在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个谈话一直到13年以后的1992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明煮化。这一派可以称它为自由明煮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华夏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和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明煮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华夏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结果是“四人帮”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那么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至于第四种选择的力量，它们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动乱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华夏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明煮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也许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但现在他们并无多少发言权。与自由明煮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维护者）会与自由明煮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明煮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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