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验来总结抗美援朝的战争经验，因为两者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他仍要坚持，为此邓华同志还做了不少调解工作。

    1957年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陪军区顾问团来四十七军检查训练工作，首席顾问拉维雅金中将，提出要考核军区、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的实弹shè击，因为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的成绩不很理想，黄永胜没有打上靶，我打得还比较好。拉维雅金当即拉着我对黄永胜讲：“他可以提升为军长。”黄永胜则开玩笑地说：“那我没打好该撤职了吧？”拉马上说：“你眼睛有病，打不好不能怨你。”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苏军顾问的主观和把领导干部本身的训练水平看得过重，亦即过分强调了“按级任教”，而忽视了干部的全面素质和在训练中的群众路线。二是对苏军当时的作战理论、原则、特别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理论、原则，我认为是比较先进的，一些理论数据、计算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但多适用于敌我双方作战装备优劣相差不大、在中等起伏地地形上作战的情况，并不完全适用于一切情况。苏军条令、教材上有些规定也过于机械，缺乏必要的灵活xìng。

    苏军顾问在检查指导部队训练时也要求过严，抠得过死，例如冲击时要端qiāng前进，散兵线要求间隔6～8步，顾问检查时亲自用步丈量，多几步少几步都认为不行；从堑壕跃出冲击，连挖几个踏脚孔，冲击时先出哪个脚都不能搞错……。因此在训练中出现了一些照搬照套苏军经验的教条主义现象，部队也有强烈反映。为此，1957年1月在广州军区训练工作会议上我曾提出过意见，后来又撰文向《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投寄。但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我还是强调了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按条令、教令、教材实训。1957年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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