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之命，率领四十七军在湖南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关于“三支两军”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xìng，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四十七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在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理解的情况下，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在湖南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驻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支持配合和不懈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jiāo给的稳定湖南局势，促进人民群众大联合、大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

    （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八十”决定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1966年底，全国局势已开始出现混乱。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挑动下，混乱形势加剧发展，各地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升级。在湖南省内就有跨行业的较大群众组织不下六七十个。他们除互相间不断斗殴外，还随意批斗省、地、县委及政府领导，搜查封闭办公机关，致使地方党政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社会一片混乱，尤以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最乱。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军区开始“支左”。四十七军驻湘部队在省军区的安排下，也相继派部队在衡阳、零陵、郴州等地区支左。

    2月4日，经湖南省军区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两个群众组织在极少数坏人指使下，在打、砸、抢活动中所干的一些坏事进行清算，由省军区统一部署，参加支左的各部队同时行动，三日内共抓捕大小头目一万余人。经审查绝大多数人当即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关了起来，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以支持和反对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高司”为代表的“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派”）；一派是反对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工联“为代表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工联派”）。“工联派”不断组织集会、yóu xing，并到省军区大院静坐、绝食、示威，两派斗争日趋剧烈。6月6日，长沙两派群众组织在争论中，于中苏友谊馆发生武斗，打死10人、伤多人。造成湖南“文革”以来的第一起惨案。事件迅速在全省蔓延开来，各地的群众组织，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也大都分成两大派，互相斗争起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组织的群众对省军区的“镇压”也有怨气，要求翻案，并派代表上京告状，湖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湖南的混乱局面惊动了máo zé dōng主席。毛主席要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湖南问题，并批示要省军区彻底“放人”，把关押的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释放出来。6月11日，周总理要湖南省已站出来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纪委副主任）和在湖南省军区检查工作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到北京汇报情况，协商解决矛盾。12日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时，决定立即召集四十七军、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及地方干部、省委书记华国锋、万达等组成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谈判。7月7日，我代表四十七军进京参加谈判。7月10日晚9时，周总理在京西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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