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驻军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总理先按单位一一点了湖南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等单位领导的名，询问了大家的籍贯、年龄、参军时间等情况，并问了每人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基本态度。当总理问我对“湘江风雷”的看法时，我回答说：“‘湘江风雷’起初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组成的，他们在运动中有些过激行为，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此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是不合适的。应该加强引导和教育，领导的责任在于疏导，帮助他们分清敌友。”总理对我的发言表示赞同。

    周总理接见之后，湖南赴京的各方代表立即按总理指示精神和部署，认真组织学习，具体研究、协商制止武斗问题。然而，当时在湖南长沙斗红了眼的群众组织，依然刀光剑影地进行着武斗，致使铁路运输中断，电讯不通，形势十分严重。 ?周总理得知此情后，即于7月20日凌晨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再次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总理在宣布对湖南铁路和长沙邮电大楼实行军管的命令后，指示我回湖南派部队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他向造反派明确指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双方不得介入。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铁路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最后总理又问：“你们双方各派3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行吗？”我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行！”21日，我率“工联派”和“红联派”各5名代表和铁道部的代表乘专机回到长沙。当天即召集有关群众组织和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求立即恢复铁路jiāo通。经过各方的谈判协商，当场达成了恢复铁路jiāo通的协议。7月25日，我从长沙飞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7月28日凌晨2时15分，周总理又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一开始，他就批评了群众组织抢长沙马坡岭军火仓库和“工联派”的5名代表被扣、湖南省军区司令部被占领、湖南医学院被围困等问题。要求大家按达成的协议办事，保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总理同时着重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并说：“调四十七军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们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你们两派都要打电话回去，凡是四十七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现在省军区瘫痪了，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领导的四十七军负起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总理还为我们军机关进驻长沙等事宜作了安排。

    当日下午，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上签了字。参加签字的群众组织共62个，签字者82人。我作为湖南驻军代表、四十七军军长和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一起，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率领四十七军受命担负湖南的“三支两军”任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也是周总理对我的信任，我决心身挑重担，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重托。我当即打电话给湖南衡阳的军部，向军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军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并确定由副军长郑波带一部分干部战士先到长沙开展工作。同时决定留一三九师继续执行衡阳的支左任务，一四○师移驻湘潭，一四一师抽调部队到长沙，一二七师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株州执行支左任务。四十七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

    8月7日，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即“八十”决定）。8月10日，中央发表了这个决定。决定的出台，曾两次报送毛主席审阅。第一次是8月4日，毛主席审阅时在第一条中间加了一段话：“从这里接受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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