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秉持化干戈为欲帛的宗旨，与其人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之洞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门g降旨，派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皇帝想，肃顺近来也经常在自己面前说张之洞的好话，他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皇帝自然照准。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恺自尔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北京与奕等人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

    同时奕接到驻法公使翁曾源发来的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南洋海军虽然由李鸿章在筹建，但缓不济急，绝对不是法国海军的对手，北洋海军倒是有一战之力，却恐有鞭长莫及之虞，所以他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驻英国公使荣禄也有电报打回来，主强硬对付，在电报中报告说，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对法国交涉，在中国自然是靠总署衙门，在法国，则要靠翁曾源，他是驻法公使，但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这主要是他的身子有病——翁曾源有羊癫疯，不发病的时候自然无事，一旦发起病来，浑身颤抖，很是吓人。到法国履新不久，就闹出了一场风bo，事后给法国人嘲笑一番，说是中国乏人矣，居然派一个羊癫疯病人来这里做公使？这也让他对法国的印象大坏。正好，咸丰十九年的年底，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以养病为由，不肯再回巴黎。

    朝廷自然不能容许他这样胡闹，翁曾源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他：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队，亦是同样办理。翁曾源大为愤懑，几乎当场发病。同时观察法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朝廷，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岑毓英以严峻的态度，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奕不敢隐瞒，实情转达天子。皇帝对翁曾源很看重，因为他是翁心存的嫡长孙，看在乃祖的面子上，对他也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岑毓英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李鸿章进京了，在圆明园宫门口请过圣安之后，回管驿休息，第二天一早递牌子请见。皇帝将其传到山高水长，在偏殿见他。他这一次进京，是为了福建造船厂及报请成立的招商局事物而来的。

    李鸿章真不愧是有料的，上任不足半年，马尾造船厂已经初具规模——这和他当年的经历有关。

    咸丰十二年起，他历任安庆知府、安徽藩司、臬司，巡抚，六七年的时间，以他的手腕，安徽民情、吏治，从上到下给他调理的一团恰然，这一次南下任职，临行之前，把安庆造船厂的几乎九成专业骨干，全部抽调出来，带往福建，给朝廷的奏折上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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