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一长串没完没了的威胁和辱骂，没一句有新意的。我尽量以礼相待，那司机显然气坏了，我当然不希望他忍出内伤，可我毕竟真有更紧急的警务要处理。我试图跟他解释，可他显然不是那种能边叫喊边倾听和理智思索的人。

    所以一个很不高兴的湿透了的警察来得正是时候，恰如其分地打断了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我特别想知道那辆车的司机是怎么回事？”我问。

    “是吗，”他说，“请给我看你的证件。”

    “我得赶紧去一个犯罪现场。”我说。

    “你现在就在一个犯罪现场。”他说。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他仔细端详半天，滴滴答答的运河水打湿了我的镀膜照片。最后，他点点头说：“好吧，摩根，你可以走了。”

    从“悍马”司机的表情上看，你会以为警察刚刚说的话是把罗马主教给烧了。“你不能让那杂种就这么走了！”他尖叫，“那杂种撞了我的车！”

    那警察很酷地看看他，又洒下几滴运河水，说：“我能看看你的驾照和证件吗，先生？”这听上去是一句很精彩的预示我可以离去的台词，我赶紧开溜了。

    我那可怜的小车发出一阵很郁闷的噪音，但我还是驾着它朝着大学开去，没办法。不管它受了多重的伤，它得把我载到那里，这让我对我的车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们两个都是原本制造精良的机器，被命运拨弄着屡受重创、面目全非。这感觉太让人自艾自怜了，我沉浸其中过了好几分钟。这之前的怒气已经消散，好像警察身上的运河水滴进了草坪。看着开亚洲龙的家伙游向对岸，爬上去，走掉，这颇像近来发生的每一件事：眼看着追到了，然后又被人釜底抽薪。

    现在又出现了一具新的尸体，我们还没有弄清它和其他两具的关联。这让我们感觉我们像狗场里的灰狗，追赶着一只假兔子，它永远在我们面前一点，每次可怜的灰狗以为下一刻就能咬到兔子了，兔子却又飞快地跳开。

    我前方是两辆警车，四个警察已经在卢埃艺术博物馆周围拉上了警戒线，将围观的群众向后劝。一个很威武的剃光头的警察过来迎接我，指着建筑背后给我看。

    尸体是在博物馆背后的一丛植物间被发现的。德博拉正和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说话，文斯马索卡蹲在一具躯体左腿的踝骨旁边用一支圆珠笔在小心地抠着什么。从路上看不到尸体，可也不能说是被小心地隐藏着。它显然像另外两具一样被烤焦了，而且也像那样被用一种肃穆僵直的姿势摆放着，头颅被陶瓷牛头取代了。眼看到这情景，我再次等着内心深处能够出现那种提示，可什么也没有，除了一阵热带柔风吹拂着我的脑仁。我还是孤单一人。

    我正在那儿跟自己较劲，德博拉冲了过来，嗓子提高八度。“你可算来了，”她嚷着，“你去哪儿了？”

    “缝纫课。”我说，“这跟前边的案子类似？”

    “看着像。”她说，“你说呢，马索卡？”

    “我觉得这次有了突破。”文斯说。

    “真他妈是时候。”德博拉说。

    “有个脚链，”文斯说，“是白金的，所以没有熔化。”他抬头看看德博拉，露出他那可怕的假笑：“上面印着泰米的名字。”

    德博拉皱起了眉，朝博物馆侧门望去。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绉条布外套，打着领结，正和一个警察站在那儿，他面色焦急地看着德博拉。“那人是谁？”她问文斯。

    “凯勒教授，”他告诉她，“教艺术史的。是他发现的尸体。”

    德博拉继续皱着眉，她站起来，朝那个穿制服的警察示意，让他把教授带过来。

    “您是……”德博拉问。

    “凯勒。古斯凯勒，”教授说。他年约六十岁，长得挺英俊，左颧骨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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