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主管是一位华人。一个在军队医疗服务机构的中国高官告诉我，美国最近确实给了中国一百万美元来买奎宁，但是美国商人声称这笔买卖必须通过他们转jiāo。结果他们在爪哇买到了奎宁，运到美国，重新包装了一下，然后再把它们送到中国；最后中国人收到了大约价值30，000美元的奎宁！

    我的态度因此和大多数中国人是一样的。中国是被世界遗弃了的国家，被轻蔑地对待；与此同时，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冲突，但是她所面对的战争实际上是为了世界民主而战。我所知道的许多外国人都和我持同样的观点；有些人甚至是完全赞同。肤色差异和种族歧视也不能掩盖这些人民在战斗的事实。

    美国民众看起来是不知道或是被误导了；或者是更加委婉地说，他们不愿去面对如此糟糕的局势。因为如此，外国通信记者都害怕报道事实真相。“事实？”一位外国记者说。“我真的不知道事实是什么！”因此我们都患了大脑麻痹症。

    聚集在停泊于美国大使馆河边的美国战船“Tutuila”号的餐厅里，我们很多人对这类题目争论不休。有时会有十多人彼此互相大叫着。中国会求和！中国不会求和！美国必须参战！美国不能参战！一次，比利时dài bàn，一位法西斯主义者，对另一个比利时人说要决斗，因为他称比利时国王为卖国贼。我被称做理想主义者，一位幻想家，诸如此类。只有日本人的轰zhà机飞到头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现实所面临的危险。

    一天晚上，当Bartlett上尉还是“Tutuila”号指挥官时，我成为了他的座上客。在拜访过程中，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起来。男人们都回到了战斗岗位，而上尉则给了我一顶钢盔和一件救生衣，带着我上了甲板，在那里只有天空笼罩在我们头顶。当轰zhà机过来时，我习惯xìng地想找一条沟去躲藏，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公然地站在甲板上。我问上尉，zhà弹碎片会落到战舰周围吗？他回答，当然会，一次碎片曾经在甲板上打了一个洞，而另一次打中了一位pào手的钢盔。他说，最主要的事情是注意第一块弹片落在哪里，其次是弹片飞向哪个方向。

    “如果被打中了呢？”我问。

    上尉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确切的弹着点了！轰zhà机那晚飞去了重庆，但是我从来没有如此感觉自己象是落入了陷阱的老鼠一样。

    我回忆起与外国记者Jack Belden的一次谈话。他对新四军总部作短暂访问时我正好也在那里。他问我是否害怕空袭。我承认我害怕；让我吃惊的是，他说他也害怕，而且那种害怕的感觉还越来越强烈，而不是越来越弱。我们都觉得这种害怕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战斗的话。一把qiāng似乎能让人鼓起勇气。许多中国士兵告诉我，当他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他们非常害怕；但是当战斗持续进行时，害怕就消失了。

    Jack Belden带了一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如果把人名和地名都换成是中国的，很容易就会被看作是当前战争的一个写照。他问我谁能写出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我说那一定是只能由真正经历过整个战争的中国人来写。但是我也认为，Jack也许有一天会写出一本非常好的书。他已经同很多中国军队呆过，为了接触他们，他甚至不得不利用各种手段来买通那些官员。他比我更加客观；他没有立场，能够站在一边进行观察。而我总是忘记了自己不是中国人。对我来说，中国的问题、长处、缺点好像都是整个世界的。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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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小组继续战斗

    当6月结束以后，日本人的闪电战依然试图将重庆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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