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à成土灰，林博士过来带我回到了贵阳，红十字医疗队的总部所在地。要想通过拥挤的车队和从重庆逃离的人群是一个难题。一次，在路上，我们不停地遭到空袭。因为我们是在红十字汽车里，武装的士兵都默默地让我们通行，偏远地区的村民都允许我们前行。我们只想在飞机向我们直冲过来时才下车躲避。而一旦因空袭而停下来，林博士不停地抱怨说，中国哪也去不了。战前一位优雅的绅士，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位钢铁意志的人。如果害怕曾经降临到他的头上，对于被征服和奴役的恐惧又克服了这种害怕。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他的国家的痛苦。

    林博士在他的小别墅里给了我一间房间，然后开始给我治疗。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在重庆没有将自己的胆囊摘除。在躺在床上时，我从他那小而精的书库里选书来读，在他忙里偷闲时，我可以向他介绍我所读的书的大概。除了各类报告和医学书籍以及日常工作以外，他很少有时间看其它的书。现在，他又多了另一件可能要花费几个月时间的事情：编写一套医疗指南，同时希望战场上的每位医疗工作者都可以带上一本。他房里的灯光总是一直亮到黎明。红十字医疗小组在他的领导下发展迅猛，而那些有野心的人已经认定，在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下工作确实是太有利可图了。政治yīn谋始终阻碍着他的工作，而他也花了太多的时间来保护他自己和那些医疗小组，免受中国的盖世太保的迫害。

    我对于林博士的境遇感触颇深，但是我对他的尊敬却与日俱增。他的教育和文化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中最优秀的部分，但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他却很孤独；但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他也是一个陌生人。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曾经到美国去出席一次科学大会。在失散以后，他的同事最后在Ellis岛找到了他。他们找到他时，他正在移民栏里，大衣上挂着一个“除虱”的牌子。

    他是一位思路十分开阔的男人也许对于他的年纪来说这太过于开阔了一些。中国所有伤员命运都在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他的身上。仅仅是他的重新培训整个军队的医疗人员的计划就为那些伤员和病人带来了永久的福音。但是政治yīn谋却对这种工作、这样的人肆意地发泄着。对于他的未来，我一直充满了担心，因为他很粗暴，也很顽固，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日本海军飞机每周都要从南方飞过来轰zhà贵阳，而在飞机离开之前，红十字救护车已经从总部所在的小山里呼啸而出，把伤者带回来。国际媒体很久以前就把我们的位置暴露给了敌人，而且我们的总部现在还和大型医疗培训学校、医院、整形外科中心连接在一起。这个中心是在英国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但是整个医疗团体仍然主要是爪哇的华人捐助的。

    在7月28日，敌人海军飞机顺路过来轰zhà了一下红十字总部以及医疗中心。在空袭过后当医生们开始对那些再次受伤的伤员们进行第二次手术，那些康复的士兵也开始帮助搭建临时避难所的时候林博士开始计划分散病房，这个计划会让医疗工作更加困难。那天晚上，林博士带进来一块巨大的zhà弹碎片，沉思着看了它一会，说：“我有个想法，把它做成奖章，然后颁发给那些卖给日本人战争物资的美国公司。”

    当在治疗过程中时，我已经开始为蒋夫人的新书《中国会重新站起来》写有关红十字会的章节；我也开始在贵阳的教育机构里进行演讲。在7月7日，战争bào发的纪念日里，林博士在这一地区的红十字和军队医疗工作者的大会上，把我作为主要发言人介绍给大家。我报告了战区的各方面的情况。那个大厅里挤满了穿着蓝色衣服的男人，女战地工作者成了一道闪耀的光芒；我认为那个机遇是中国人授予我最大的一个荣耀。

    现在这里已经有十六位欧洲医生，而且他们已经在这工作了近九个月。虽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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