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从广东沦陷的1938年末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香港沦陷之前都会继续。

    我们在灯光下降落了。礼貌的英国官员拒绝搜查我的行李；他为我负了出租车钱，把我送到了豪华的Peninsula酒店，那里朋友已经为我定好了一间房。一旦进入了房间，我就小心翼翼地在房里走来走去。这里既干净又宽阔，里面还提供了厚厚的地毯，安乐椅，以及闪闪发光的镜子。弄脏那些洁白的亚麻布床单和干净的浴室我都有种罪恶感；那张软床让我整晚无法入睡。

    但是早晨，我的朋友香港政府医疗机构主管的妻子Hilda Selwynp-Clarke来了。我们穿过了海湾，但是在去富丽堂皇的女皇玛丽医院治疗之前，她问我是否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的或是想要的。我说我想要些冰激凌；因此在早晨八点半时，我们到了一家偏远酒店的休闲屋，缠着侍者订了些冰激凌。Hilda然后建议我买些睡衣；我们买了两件另一次无用的奢侈消费。当所有的话说完，所有的事情做完，我们偶然停在一家yào店旁边。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忍受的，因为这家yào店里面摆满了太多的医疗供给，比我在任何前线的中国军队里所看到的都多。那些闪闪发光的盒子还带着送给fù女们的小饰品。我所需要的是一把牙刷，浆糊，和一些香皂。

    女皇玛丽医院的院长盯着我，但是一直很沉着，然后安排我住进了一间可以俯瞰蔚蓝色大海的漂亮房间；随后他跑到香港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Paul B. Wilkinson博士那里去了，而正是Wilkinson博士来主导对我的治疗。那位院长挥舞着双手，宣称一位长相不可思议的fù女穿着“连衫工作服”刚刚住进了医院。Wilkinson博士试图安慰他，并向他保证，尽管有这些缺点，我却拥有一个“令人着迷的胆囊”。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和Wilkinson博士在整个香港不停地争论着，但是我们却仍然是朋友。他是那些英国人当中非常爱国的人，特别是在发现自己远离家乡的时候。他是一位隐士，或者说他喜欢思考。他是生活在一个经典文学和医学研究的世界里，流利地用拉丁文和希腊语讲述着自己的观点，让他的学生从内心感觉到敬畏。在到香港之前的几年，他呆在非洲的一个偏僻地区，在那里他只为黑人看病和治疗。他看起来更喜欢那些黑人，而不是官员和美国人，他认为后二者都是半野蛮人。黑人，他总是说，拥有着无比的骄傲、尊严，同时也十分敏感。在到他那里去治疗时，fù女们总是要先洗澡，然后用新鲜的绿叶做新围裙。

    对那些富有的中国人，教授有些冷漠；但是对那些中国穷人，他的内心充满了尊敬和爱护。虽然香港警方禁止我发表演讲，禁止我的作品发表，或是参加公众活动，但是Wilkinson博士一天把他的讲台让给了我。我对香港大学的医学学生讲述了他们在前线的同胞的情况以及他们的需求。Wilkinson医生随即鼓励毕业生们加入他们军队中的医疗机构。在我演讲结束以后，他用自信的英国口音引述莎士比亚的话，补充说，他想我的演讲对那些学生没有任何影响，就象是水泼到了鸭子背上一样！最后，在众多的听众中，我们获得了三名自愿者。

    在医院的治疗结束以后，我在香港主教Ronald O.Hall博士的乡下住所暂住了一段时间。主教和我很快成为了朋友。象我的朋友Hilda一样，他忙于各种为中国士兵和平民所举办的慈善活动。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试图象基督一样生活在一个建立在人种和阶级歧视基础之上的英国殖民地里，没有什么是轻松的工作。从我的观点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和Hilda及其丈夫Percy Selwyn－Clarke在一起，他参加反对歧视的运动，并且徒劳无功地去推动了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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