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的社会改革：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水平等等。但是那些支持他的工会很久以前就被英国统治者们禁止了。

    Hall主教一次告诉我他看到的一个典型事例。在一次日本人所允许的广东之行的旅途中，有一位贫穷的中国女人背着一个婴儿在他前面下了船。她给儿子带着一罐珍贵的nǎi粉。看着它，一个日本哨兵从她手里抢了过来，用刺刀打开了它，然后把nǎi粉倒在她前面的泥土里。然后他让她通过了。

    我很快就成为了为中国慈善工作而忙碌的英国人团体中的一员。Hilda是领头人，也是中国红十字的外国人助理，而且英国慈善团体和美国医疗援助局给中国援助的代理人。她也是中国自卫联盟的秘书（孙逸仙夫人是主席），而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个联盟永远都运转不起来。作为政府高官的妻子，她也许很容易满足地就能提供赞助给某个组织。但是她经历过英国劳工运动，因此不会对打字、打电话等等之类的事情嗤之以鼻。在她的办公室里，我碰到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各类慈善工作者这其中就有一位美国红十字的代表，拿着高额薪水，令人恶心。官员们肆无忌惮地评论着Hilda他们的用词，出自于这种人口中，只能是让我觉得非常可笑。有些人说她把港督Geoffrey Northcote玩弄于股掌之间；任何事物落入她的手里以后，Hilda都是不会再放手的。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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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虽然香港认为自己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在战争中是中立的；但是实际上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一样，都是因为同样的问题而被租借出去的。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切事物都能在香港生活漩涡里反映出来。这里挤满了银行大亨，这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它的中心有着别具一格的生活圈子，那是四百位从大陆过来的百万富翁，都是过来躲避战争的。有些人是在前往美国去的路上，而在美国我后来听说，他们正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在美国上层社会里厮混着。如果他们真的是中国的代表，中国也许早就不存在了。当几万贫穷的中国人想在殖民地里找避难所时，有数千人不得不睡在大街上或是屋檐下。贫穷的年轻逃难女孩有些还不到十四岁学会坐在了门口的yīn影下，然后向那些离开餐馆、旅馆、或戏院的男人卖弄色相。警察和看门人都向这些女孩提取一定比例的收成。

    在大旅馆的休息室里，每天下午富裕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聚集在一起喝鸡尾酒，密谋着，谈着生意，或是仅仅是消磨时光，直到中国的士兵已经让他们有可能返回昔日的狩猎场。汪精卫的中国代表公开地在他们中间四处奔走，从来就不缺钱花。在香港，这种人是密密麻麻。

    比如，我的朋友一次猛地从茶桌边站了起来，迅速消失在我身后的一扇门外。一位曾经的鸦片沙皇以及上海青帮的头目已经进来了！他现在是中国红十字的董事。他和几个帮派成员成为了抗日派，而其他成员却仍然在为敌人工作。然而，即使是他，也比不上红十字董事会里的两三个成员那样令人讨厌这些人正在尽全力赶走林博士，然后让他们的亲信来担任这一职务。我知道这些人只对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感兴趣，根本不关心伤员的死活。我从来不隐藏自己对他们的观点，即使是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因此这实际上中止了我重返中国的机会。

    我的朋友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有时被人称做“文人政治派”。我们团结在一起来为中国工作，但是象中国其它政治团体一样，被苦涩的政治意识形态给分裂开来。拿两位我这一“派”的两位英国共产党来说吧。在欧洲战事开始之时，这两位年轻人中的一位回到英国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但是一到那里就得知英国共产党认为这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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