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小岛几天后去世了。她那年只有二十八岁。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

    香港

    日本人在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始发展出一些新的政治伎俩，因此在占领香港最初几天的放dàng后，他们开始使用这些伎俩。他们开始装成把中国从白人手里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因此，当萧红的丈夫（她的丈夫，田军，是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要求获得允许把她的遗体火化，并把她的骨灰带到上海埋葬到她的“导师”鲁迅幕边时，日本人答应了这个请求。日本人的策略在某些方面是如此的灵活，英国政策对香港的中国人影响是如此的微弱，以致于许多中国人宁愿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而不愿意到大陆去。

    我对自己成为了日本囚犯后的命运并不抱什么幻想；美国总领事已经把我的名字放到了当日本人进攻来临时，紧急飞机首批撤离的人员名单上。我还没有从慢xìng病中康复过来，整天躺在床上，无法写作，也无法发表演讲来为林博士的外科医院募集资金。如果我返回中国，我知道我就根本无法写作。而且，反动势力在中国到处弥漫着，不仅仅是影响到左翼人士，甚至也影响到了无党派的组织如工业合作社和红十字医疗团体。

    我因此决定返回美国。但是我徘徊着，希望奇迹发生，让我能重返中国。一天，一位美国飞行员逗乐了我，他劝我不要回美国去。他用温和而懒洋洋的口吻说：“嘿，亲爱的，你难道不知道你回去和那些外国人呆在一起会很难受吗？”

    他说的非常对，然而我还是决定返回，希望能告诉美国人，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怎样为了自由而战的。我成为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斗争中的一部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融为一体，是我在香港碰到那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后才意识到的虽然我仍然在许多方面维护着美国。我事实上已经成为了那些无处为家的群落里的人。

    在香港被攻击之前的夏天，我开始了返回美国的旅程。我不敢经过日本，因为日本人正在经过日本港口的美国船上把“被通缉”的美国人带下船去进行调查。因此我决心乘坐一艘挪威运输船，虽然知道他们的船已经被德国潜艇击沉或捕获了好几艘。我们在天还未亮时就偷偷地穿过了太平洋。

    在船上十二位乘客中，有三位五旬节派教会的嬷嬷，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室友。她甚至不知道谁是希特勒。这些嬷嬷原先来自美国南部，在那里她们还有黑人仆从；而在中国她们有中国仆人。因此，当她们开始谈论天堂时，她们描述它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永恒地坐在上帝旁边，而那些不虔诚的人则作她们的仆人。

    另一位乘客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牧师，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他和我对中国的多数事务都有争论，因此我们花了四个星期在太平洋上争论社会的未来以及宗教。在进入圣佩德罗港时，我们两个斜依在栏杆上，灰心地看着三艘巨大的日本油轮，吃水很深，冒着蒸汽缓慢地向远东驶去。

    “看，”那位年轻的牧师在我们盯着油轮上的日本的太阳标志时说。“那东西在1931年9月18日就四处可见了！今天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能从那天开始追踪溯源！”

    自从我二十二年前第一次离开美国时起，美国新的一代早已出生，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这里已经发展起一种我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众多事务中，商业化看起来已经延伸到美国人生活和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在我上岸后不久，一位洛衫矶的女新闻记者带我去了一家广播电台，希望我对中国的事情进行广播。那位年轻的广播站官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广播销售记录怎么样？”

    我根本不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