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zhà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jiān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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