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苦得多。

    然而这两支队伍的成色儿就是这般地不一样，这也是没法置换的。

    1934年12月17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9）进入贵州黎平县城。这里地处湘桂黔jiāo界处，jiāo通不便，敌情顾虑相对较小。于是在周恩来的筹措张罗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郎坡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

    在此前几天里，由于连日来máo zé dōng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以谈话方式”所做的大量工作，许多政治局成员都已开始接受máo zé dōng那个改变战略方向的意见，所以在中央纵队进驻黎平的当日，中革军委在给各部的指示中，已改变日前准备突破清水江的命令（10），而改取“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西进”的行动方针（11）。

    在这个指示发出前一天的12月16日18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也致电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议根据目前黔敌“极不团结，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顿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绥口阳（12）、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13）

    这简直就是máo zé dōng改变战略方向意见的一个具体表述。

    不知这是不是máo zé dōng“谈话方式”工作的结果，不过这段时间红一军军团部没有和军委纵队走在一起，似乎没有为“谈话”提供机会。然而这种来自一线部队指挥员富有战略灼见的建议，应该给máo zé dōng及其主张的拥护者在黎平会议上把定主见增加了不少底气。因为黎平会议开得并不平静，博古仍然坚持由转向黔东北入湘西的意见，双方争论得相当激烈。争到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赞成máo zé dōng的意见，并根据他的发言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亦称《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4）

    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又发了一通洋脾气，两人cāo着洋文吵了一把洋架，吵到后来连素来温尔文雅的周恩来都拍了桌子，拍得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又熄灭了。而博古这时倒显得很可爱，虽然自己意见被否决了，但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让周恩来不要理睬李德。

    决定作出了，但争论却没有结束。后来周恩来也回忆道：“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5）的确，这个不断的争论曾经在猴场、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两次被展开，最终还是因为黎平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在向黔北进军过程中被演绎得十分漂亮，反而使从“封存”到出场的máo zé dōng更进一步地被推到了前台。

    突破乌江成为向黔北进军被漂亮演绎过程中最为精彩的章节。

    五

    在黎平会议前几天，中央红军主力虽然在作短暂集结休整和缩编（合并两个军委纵队，并撤销红八军团建制，所部并入红五军团），但先头部队却在继续前进，并按中革军委16日前的部署，准备渡过清水江北进，影影绰绰似乎仍有去湘西的动向。究其原因，恐怕就是中央领导层虽就“入黔”达成共识，但在入黔后的战略方向上仍有分歧。

    12月1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在占领黎平后继续向清水江、乌下江jiāo汇处的河口前进。15日，从湖南平茶一入黔便转向北进的红九军团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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