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目前为止，这个会议的发言纪录尚未被发现，世人所了解的会议情况也多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有些还有彼此矛盾之处）。仅存的两个文件一是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的决议》，一是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据说这两份文件都是后来在转战途中结合新情况拟就的传达文本而非原始文本，涉及有关错误责任人的姓名都以××代替（当时规定传达到团以下干部时都不提姓名）。但两者互为补充印证，大致脉落和梗概还是比较清楚的。

    会议第一个议题是“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11）”

    这个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黔北这个地方吃饭都成问题看来不是那么好呆，硬呆下去敌人一压缩包围再加上长江乌江两条大江的挤压，情况将更加危殆。但不在黔北呆又往哪里去，怎么去？按理应该抓紧这个“形势稍微缓和”的机会，根据已掌握的敌情作充分讨论和审慎研判。但会议好像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很短，这或许是因为大家劲头都憋在后边儿“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这个议题上。讨论的结果是同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12）”而去“在成都西南或西北”最便捷的路线便是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这似乎又是个当然选择。

    会后，“北渡长江”的具体方案由刘伯承这个前川军名将负责拟定。

    事隔多年后我们已经清哳透视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盘算和各自本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客观而言。这个在仓促中通过的“一致决定”是一个很不成熟很不客观因而也注定要碰壁的决定，如果这个计划的“一致决定”者们要比照着军委“三人团”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那般劲头，不屈不挠不打折扣地执行贯彻下去，那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 “断送了革命断送了了党”。刘、聂作为傍着这条江长大的川人，他们或许更多地看重了这一带江面水势较缓地形也不险峻，船渡架桥都不会比乌江更困难，与黔军相类也拥有“双qiāng”雅号的川军部队的战斗力也不会有多高，四川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去四川大量调兵不大容易，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可以前来接应等等有利条件。

    但事实上川军刘湘部能在长江上集结与展开的兵力非常雄厚，远非王家烈那几杆烟qiāng可以相及。这位“刘甫公”他刚统一了川政又刚与蒋公完成了政治jiāo易，牙缝里吐出一句话就能当一句话使唤，川西平原这个富饶的粮仓狠狠地滋润着他的财政，装备给养都能自产自给自补，队伍的家伙什相当精良并不亚于中央军，“双qiāng”程度也远较其“幺爸”刘文辉之类的袍哥武装为逊，这个本钱摔出来当然可以与“朱毛”作一番纠缠。况且，“朱毛” 要过长江，直接就威胁到他的粮仓，于情于理，他都要豁出血本来作认真计较。再说这一带长江水势平缓但江面很宽，不象湘江那样有些地方还可以徒涉，蒋公刘甫公等各路诸侯都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水陆jiāo通条件方便地实现部队的快速机动。中央红军真要是屁股后头吊着川黔诸侯的追兵就扑到江边儿去跟刘甫公优势的大军开练，那结果就很可能是比湘江还要湘江。

    至于红四方面军，一来隔得太远，很难指望他们能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行动作战役配合，二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们在得悉有关情况后也没有对他们作此要求（虽然会议结束3日后的1月20日拟定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但两天后即予改变。）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致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电中很客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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