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乎实际的指出：“因我军入川（指中央红军，下同），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的方向亦较不利；……”，并建议红四方面军首长“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13）

    该电发出那天红四方面军正举行广（元）昭（化）战役，接到中央电令后全军上下热情很是高涨，方面军首长当即便开始部署强渡嘉陵江战役。后来有人议论说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未成有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原因，这好像是与事实不符的误会之辞。当时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包括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在内，在这段日子里对与中央红军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会合都抱有极高的热忱，“配合”应该说是非常积极的，“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也是发生在此后的三四月间，与中央红军此去北渡不果应该说并无因果联系。

    倒是彭德怀、杨尚昆对川军的力量和态度有所预计，黎平会议决定“向黔北发展”的两天后（1934年12月20日），他们就致电（函？）中革军委：预计中央红军进入“新的战略地区”后，川军有可能在“蒋敌直接组织之下，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但“敌人现在很疲惫，又值冬荒，还要重新变更战略部署，对我大举进攻时间，可能在明年3月前后”。故建议：“首先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右翼支撑，并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以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长江方面的敌人，……（14）”

    这个建议现如今似乎又过了时效，现在刘湘、何键坐拥乌江东西，凤冈、思南已在敌手。

    所以说，遵义会议这第一个决议可不是一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决议，而是差点儿就相反。

    陈云在那个显然是在“二渡赤水”后才向下传达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有一对另起的括号，括号中有段话正是对这个“一致决定”的“北渡长江” 计划的反思与批评：“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15）”

    所幸，会议后边儿的决定比较关键，最关键的是决定了新的领导集体，而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及其核心人物与当前的领导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他们知道去变化计划，懂得如何去变化计划，变过去变过来去最后去实现计划。后来有人曾言máo zé dōng本人当时并不同意“北渡长江”的计划，目的似乎是为了映证“伟大领袖”的“永远英明正确”，但迄今笔者并没有查阅到什么过硬的证据，能查的倒是这个“一致通过”。这说明máo zé dōng当时至少是没有反对这个计划，此后他自己也从未说过当时就反对过这个计划。其实笔者认为用不着拿什么“先见之明”来映证谁谁谁的“伟大英明正确”，“因敌变化而制胜，谓之神”，这才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伟大英明正确”！

    后一个议题就讨论得比较长也比较充分，一讨论就是3天。

    这个议题讨论前，首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作报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副报告。如今这两个报告的原文都无从寻觅，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对其主要内容作所作的概括还是比较扼要精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16）。博古强调的是敌我力量的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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