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则检讨了“三人团”指挥的失当还有他自己的失当。这两个不同的重点使博古的论辩地位无形中得被降低了许多：敌我力量的悬殊几乎是勿需讨论的现实，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搞保垒对保垒，让“叫化子与龙王比宝”还要跟人家“决战”？现在开会要讨论的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争取革命的胜利，敌我力量现在仍然悬珠甚至更为悬殊那是不是就只能继续失败？……

    两个报告后大家都作了即席发言，张闻天根据那个在野“三人团”共同讨论的意见说得比较系统，历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种种，从而引来了众多感同身受的与会者的共鸣。接下来máo zé dōng作了长篇发言，在张闻天引述事实的基础上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更深入的批评，指出了博古等人所犯的是“军事路线错误”，对周恩来企图在全线阻击敌人时曾提出的“全线出击”口号也有涉及：第五次反“围剿”中“全线出击”变成了全线防御，而这两者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

    周恩来接受了批评，会开了3天他也彻夜难眠反思了3天。他的检讨很深刻也很诚恳，而且并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卸给“三人团”中的另两位。虽然李德在会上属批评火力最集中的焦点人物，但周恩来却没有借着这个势头去煽风。这个态度经过70年历史时空的沉淀与过滤，如今越来越让后人掂量出个中那沉甸甸的份量，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雅量高致严于责已宽于待人：第三次“左”倾政治和军事路线的首要责任者还是中国人自己，李德他只是个顾问身份（有考证说仅仅是“专家”），共产国际并没有赋予他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是不懂军事的博古自己把他捧到了这个地位。笔者在查阅了李德的中央苏区发表的一些文章后也生出了这样的感觉：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李德肯定负有作战指挥上的重大责任，但在战役战术指导上的责任要远大于在战略方针和原则上的责任。“短促突击”虽然不合时宜但只是一种战术而不是战略，而象“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国家与国家的决战”这类带战略指导xìng的口号却都不是首先出自于他这个外国人之口。李德成了众矢之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以西洋式的傲慢不遗余力地推行由“中国同志” 制定的战略方针，他不顾实际情况的瞎指挥和动不动就要祭起的“罚办”、“处决”等等法宝更是惹翻了许多“中国同志”，然而我们还是得承认，在他“西洋式傲慢”里，多少还裹着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热情。

    周恩来诚恳的态度和深刻的检讨得到了与会者的理解。后来的会议决议在指出他和李德、博古都负有“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的同时，也合乎实际地指出：博、李二位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据诸多与会者的回忆，会上固执地坚持与大多数人对立的只有3位：李德、博古和何凯丰除去李德列席者的身份则只有两位，而博古对同从莫斯科“镀金”归来的张闻天“反戈一击”尤为震撼。这3位在态度上又有区别：博古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何凯丰是“坚决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则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而“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7）”。

    博、李、何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与会大多数人要“改变领导” 的呼声，周恩来也表示要把军事指挥权jiāo还给党，让过去在战争中运用正确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替代。他建议中央考虑：máo zé dōng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而此前心直口快的王稼祥在发言中已经提出：李德同志不宜指挥军事了，应当撤销他的指挥权，máo zé dōng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军事指挥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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