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情不太准确。26日晚上敌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26日午后，滇军孙渡纵队安恩溥和刘正富两旅不待蒋公首肯，来了个先斩后奏，先后退出“衔匪猛追”序列，分头向宜良疾进，准备搭小火车回昆“勤王”（9）。而“龙主席”在下午收到蒋公“径申电第二项计划（10）甚赞成，唯安旅衔尾紧追（11）”的电令后，又回电再陈“匪不由曲、沾出巧家，则将由曲、陆窜元谋马街渡江已甚明显。滇军地形较熟”，以及“晋省”滇军可与正向曲、沾正面攻击的中央军“收夹击之效”之理由，而对安、刘两旅已奉自己日前命令“搭车晋省”这样的大事，竟然装聋作哑，只字未提（12）。

    “龙主席”的队伍可真有意思，先“晋省”的不是掉在后头的鲁道源、龚顺壁，反而是跟“朱毛”挨得最紧的安恩溥。这不是上赶着要拆蒋公的台帮“朱毛”的忙么？而这般小动作甚至也出乎“朱毛”之意外直到次日下午，他们才得悉安旅已与自己脱离接触转向陆良的信息。

    安恩溥不觉中逃过一劫其实于共产党于安恩溥本人都变成了一件好事儿。

    滇军彝族将领安恩溥乃云南镇雄人氏，生于1894年，卒于1965年，也是“讲武堂”出身的滇系名将。此公治军严谨，为政清廉，军旅之余，亦致力于治河开矿，在滇民中口碑不错，有“安青天”之称。当然，彼时“剿共”，他在滇系将领中也属最积极一档。不过此公这回在不觉中逃过一劫后，虽然还是在次年积极 “进剿”过“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及长征过境的红二、六军团，却也逐步对共产党产生了新的认识，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解放前夕，更是作出了断然的选择，参与了“云南起义”，跟共产党做了朋友，还当上了共产党治下的地方官。

    又是一个“不打不成jiāo”上个世纪的国共战争史，其实是相当有趣的。

    蒋公这天在向孙渡等询问由沾益直趋会泽、沾益至寻甸、威宁经昭通到巧家、威宁到宣威再趋会泽，毕节经镇雄经威信出大关与出昭通，威信经筠连或盐津出绥江等各道路地形、里程情况后（13），于当晚作出的研判却是“朱毛残股……似有经威宁、毕节窜叙永、泸州或经宣威、会泽向西北窜渡金沙江，尤以向金沙江上游宁南、永仁一段窜渡公算为多”，开始铺排川军杨森、刘文辉、刘湘等诸侯的防堵部署了（14）。

    天哪，蒋公辛苦折腾了一天，弄出来“公算为多” 竟是一条曲里拐弯儿延绵了千余里长的金沙江段，守将还是川军诸侯中最穷酸的刘文辉！他老人家做了一天算术题，竟然把“匪”之“窜渡”范围越算越大！不知道他此间算没算过这样一笔账：你就是把刘自公所有人马包括远在西康的队伍都拉出来手牵手地站在江边儿，能站完这近千余里江段的十分之一否？

    你说你让人家怎么去“防堵”？

    如此“公算为多”的“敌情研判”，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和指导意义？

    后来的事实虽然证明了“龙主席”那个超前研判比蒋公准确得多也有意义得多，但现刻的“龙主席”其实心中依然揣揣，此间他已连续收到了曲靖城军政长官龙汉斗、罗佩荣报告：“匪见民人即问，赴省途程几站，应请注<意>（15）”，“查匪有图省之模样，请加防御（16）”，这更让他确信“朱毛”来不来省城完全已取决于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了。当夜又焦急万分地催促安恩溥等“迅速前进”（17）。

    对“龙主席”既要防“匪”又要防蒋之复杂心境体会不深的孙渡却很是不以为然，于次日凌晨时分致电“龙主席”表示异议：“以职愚意，省垣只需由铁道赶回一旅即可无虑，主力仍以曲靖方面尾剿，免匪逗留为佳。因概由宜乘车转省，恐不能早日将匪压迫出境，万一铁道被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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