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máo zé dōng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máo zé dōng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máo zé dōng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máo zé dōng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máo zé dōng曾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máo zé dōng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dàng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高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总量（12%），也远远高于近邻日本的3.0%，更高于美国的1.8%。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尤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民族主义表现为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形式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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