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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s="jhapter stion" data-paragraphid="510e67fa74f84391832b8e6f6f68_5">第一节 革命与战争的正当性</h3>

    <spass="bold">一、政治经济学视角

    大清在西方的压力下被动地加入到全球秩序当中，走上转型之路。近代以来的全球秩序，其底层的动力机制是国际贸易体系，斯密、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此一体系赋予了伦理意义。但在这一体系当中，内蕴着革命与战争的动因。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以微观经济学当中的个体为单位来讨论经济问题，从个体直接过渡到全球经贸体系，中间没有国家环节的过渡。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它忽视了经济当中的分配问题。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思想家并未忽视这一问题，而是认为：一方面，分配问题不应由政治来干涉，而应由市场自动完成；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自由贸易的充分发展，“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只要资本能自由流向运用最为有利的国家，利润率就不会有任何差别。”<spass="mark" title="［英］大卫&middot;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载［英］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馆，1962年，第113、115页。"> 世界经济会在自由贸易当中形成均衡，最终将使得所有人普遍受益，分配问题于是自然被消解掉。

    但更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来了。一个问题是，这种均衡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达成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此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但他们无意中提供了一种辩护策略，就是任何国际贸易失衡以及社会经济的分配失衡，都是因为时间仍不够久，均衡仍未达成。这样一种解释当然逻辑自洽，但凯恩斯为反驳此论曾经说过：“从长久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倘若全球经贸秩序的均衡结果，被推到过于久远以后才能实现，在实践中，相当多数人就会拒绝接受。一方面，长久无法实现的理论的可靠性有多大呢？另一方面，没有理论可以证明下一代人就比这一代人更有价值，因此这一代人应该无条件地忍受痛苦而为下一代做牺牲。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有国家利用政治手段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世界经济不均衡，虽则从长期看这种手法不会有用，但从短期看它确实可以获益，那么又该如何呢？

    一旦考虑到这些问题，则政治、国家的重要性就会被提出来。这可能会通过两个角度呈现出来。

    一个角度是类似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middot;李斯特的主张，他基于对斯密等人的批判，形成了“国民经济学”理论，提出：“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指斯密的理论——笔者注）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spass="mark" title="［德］弗里德里希&middot;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馆，1961年，第109页。"> 这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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