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王介甫……”王巨摇头。

    如果说得罪早就得罪了，王安石让王巨主持三司条例司，王巨主动退却，那时就得罪了王安石。至于弹劾王安礼，有没有得罪王安石，王巨也不清楚。

    但王巨并没有与王安石发生正面冲突，又是在地方上，王安石也犯不着对付王巨，那岂不是让文彦博在边上看笑话，因此说道：“主要是这四个作坊盈利之巨，我又多次将其盈利置于国用，盈利得以曝光，这让王介甫心动了。但是有违他的市易法宗旨，于是刻意让陈襄去杭州，逼我低头。”

    市易法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大买办。

    但也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还是要从团行说起，宋朝开国支持各商人组织团行，便于科配与和买，团行内部也可以互相帮助，同时搞地方保护主义，让本地商贾强壮。

    利弊参半的产物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团行性质也在改变。因为各个达官贵人加入，或者当地豪强主动投奔团行，他们立即将团行把控。这便产生了许多恶习，一是国家的科配与和买，向无势力的中小商人身上摊派，加重了中小商人的负担。甚至为了便于摊派，还发生了纠人入行的现象，就是你作为一个商人，不入团行＊ 也要逼你入团行，否则你休想做生意了。

    其次联手压迫外地商人的货物价格，然后垄断，高价出售。造成许多外地商人破产。城内百姓生活成本迅速提高。

    此外。因为联手。势力强壮，官府也不得不低头，于是加速了高利贷，以及质店（典当房），兼并土地等现象的蔓延。

    所以出现了一幕，京城百姓想买的却买不到，但这些商货呢，在外地州府积压着。想卖却卖不出去。

    这才是王安石推出均输法的原因。

    当然，这一法推出去，肯定让京城的权贵个个急了。

    但如果王安石真的是大公无私，这个大公无私不是指将钱装他口袋，而是指不以敛财为目标，仅是为了便民，那又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若那样就不会有免役法中的宽剩钱了。

    均输法在反对声音中，宣布失败。

    王安石将薛向调到南方总掌南方调度，实际是等于规模更大。但动静更小的均输法。薛向以个人能力，在南方一直做得不错。

    直到今年春天。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去年一年未打仗了，也没有大的灾害，国家立即产生大量盈余。

    有盈余是好事，国库不空，大家心里才不慌嘛，况且还有积欠也要偿还呢。积欠有没有偿还，王巨不大清楚，可国库有了大量钱帛，等于王安石手中有了大量本钱可以调用，而非是象开始，国库空荡荡的，他想做什么，也没办法做。

    其次便是王巨在庆州搞了一个发展基金。

    似乎不错，可这个利息差太低了，万一收不回来，那绝对会亏本，王安石敢情将它当成高利贷性质了，高利贷利息那么高，是有许多债务收不回来。

    主要王安石在京城，王巨也不禀报，他看得云里雾里，因此尝试了一下，让内库调出缗钱，以四分利放贷。

    这个四分利放的结果可想而知的，要么是收不回来的，要么就是放不出去。

    但王巨这么做，无疑让许多人看到另一条道路，似乎比青苗法更光明、收益更大的生财之路。只是几乎所有人隐隐感到看清又未看清，于是沉默着观察着庆州的变化。

    然后到了王韶的市易法。

    这个能容易看清楚，实际它就是均输法的翻版，而且收益确实很不错。

    一个叫魏继宗的平民，看到这种形势，于是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上书朝廷。奏章里就是专门讲团行与大商人的危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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