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吃山，吃水。就象农民种庄稼一样，刀耕火种是一种种法，精耕细作也是一种种法。前者收成很少，后者收成更高。就是麻烦一点。收成高了，国家加一点税赋，实际是等于没有加赋。这就是民不加赋而国自用。就象臣在庆州与泉州所做的这样。”

    “但是很难啊，”吕惠卿道。

    “当然难了，更难的是许多官员以言利为耻之，于是交给胥吏去管理，那能管好吗？又有许多官员不懂，他们自己不懂了，如何教导百姓？其实主要还是懂财政的大臣少了，如果多起来，能看到的榜样多了，也许就会渐渐好转。这条道路太过漫长，因此当初我与王雱说过一番话，一是考成法，这个争议很多，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需要考成什么，如何去考成。往往顾此必会失彼。另一个，便是齐商税。”

    “齐商税？”吴充讶然。

    “我的傔客曾看到一些贫困地区的主户，他们没有门路，于是让胥吏将他们的瘠地划成了上田，然后便多摊派了两税、苛捐杂税，现在又多摊派了青苗贷、免役钱。名为主户，实际生活无比艰难。但一些有门路的豪强呢，却将上田划成了下田，规避税赋，甚至能将自己变成五等户，连免役钱都免了。因此他说齐税。我就说，介甫公的方田均税法，实际就是针对这种时弊而去的。可执行了几许？齐税，只能是一个梦想。于其齐税，不如齐商税。”

    大家一起沉默不说话。

    就是这个齐商税，麻烦同样很多的。

    “实际我在庆州与泉州就执行了一些齐商税政策，因此商税激增，又用一部分激增的商税还之于民。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所以治境皆粗安。不过若放在中原地区，一旦普及齐商税政策。争议就会很大了。然而若是普及了呢？当真全国一年商税只有八百几十万贯？只要稍稍普及，就可以在前面增加三千万贯。”

    “不可能那么多。”吴充又说。

    “吴公，我只说一件事。许多商贾在江陵候等赴蜀的士大夫，往往请他们上船坐一坐。一道去巴蜀，不但不收其路费，还会给其几千贯大驾光临费。为何？因为那样商贾便可以打着士大夫的旗号，免去各个场务的盘查与征税，所得利更多。试问，每年朝廷征了几个权贵商贾的商税？然后我再说一件事，为什么当初我设立竹纸作坊时，要拉上高家。没有高家的保护。我那时未中进士，这个竹纸作坊一旦盈利，能得活吗？这是我主动让里面的契股纳税的。若是不纳税，又有那个场务敢征竹纸作坊的税赋？”

    其实很正常哪。

    就象tg，房地产很赚钱哪，但真正成功的房地产商，有几个是没背景的？然后再放大到各个私企，能成功的又没有后台的，很少很少。没有后台，各方面的支持就不足。包括贷款，政策扶持，税务。要命的是因为没有后台，官员天天上门来吃来喝来拿，若不给，各个检查来了。这种情况下，想要成功，何其之难。

    但也不要说tg了，美帝那边同样也是。尽管出台了遗产税，什么反垄断法案等等。然而为什么来了一个政治献金？有了政治献金后，政策就会保护他们。那么各种不公又产生了。

    除非是小国家，否则想要绝对的公平。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不过王巨点出来了，还是振聋发聩的。

    “所以国家商税几乎成了一个摆设。征的也只是中小商贾的税赋，真正能征到税的，却罕能征到一文钱商税。别的不说，我就说东面几百步外的金帛行，一笔交易往往就是几十万贯，诸位，你们征到了多少商税？”

    “难哪……”吕惠叹气道。

    是这个理，敢谁敢去征哪？

    “若是有三千万贯，何必执行青苗法，宽剩钱，市易法。陛下，微臣听到市坊上流传着的一个说法。介甫公说变法时，与陛下提及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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