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润微薄，但在多年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存在着巨大的外部需求，已经“树大根深”，抗风雨能力强，在国际上存在的竞争也小，短期内基本上没有国家可以取代我们，但是中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制造业则刚刚起步，对外出口还面临着美、日、德等传统工业强国的激烈竞争，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禁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人民币贸然升值也许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可以继续生存，而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刚刚崭露头角，而且仍然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高端技术产品则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很可能不但达不到淘汰低端产业的目的，反而损害了尚处于幼稚阶段的高端技术产品出口，中美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调整出口结构的角度来改善贸易逆差问题，从而缓解中国面临的货币升值问题，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来自日本的教训

    现在人们研究日本升值，只是局限于泡沫破裂的研究，而笔者认为日本货币升值对高科技的影响是最大的，比泡沫破裂影响更大，曾经的日本是世界半导体领域是世界冠军，全面领先世界，但是这些风光在日元升值后不在，市场份额不断被美国、韩国、中国等国家蚕食，现在日本颓势更加明显，始终没有得到扭转。

    限制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良策

    在中国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降低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也欠妥，中国多次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是由国际产业分工造成的，是由中国的加工制造业造成的，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出口强势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纺织、家具等所谓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另一类是完全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后再出口的加工制造业，笔者将其称为“低增加值”产业，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我国从日本进口一批价值1万美元的零部件，然后中国工人将其组装为成品后价值为12000美元，其间增值2000美元，然后将这些成品出口到了美国，这样我国就对日本形成了10000美元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形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顺差，我国的净出口和经济增加值均为2000美元，却形成了对美国的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就是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传统低附加值行业拉说，比如纺织行业也出口了12000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而这12000美元从棉花种植到衣服的制造，我国拥掌控着大部分的产业链，也就是纺织业向美国出口12000美元，也就可以为我们创造12000美元的经济增加值，而加工制造业出口12000美元，给我国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只有2000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对于增加美国的逆差来说是一样的，都造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却截然不同，当然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如果按照人均产出1000美元计算，纺织业在贡献12000美元顺差的时候创造了12个就业岗位，而加工制造业在贡献12000美元贸易逆差时只贡献了2个就业岗位，因此加工制造业与那些在我国拥有完全产业链的传统低附加值产品比起来，经济贡献要小的多。

    限制“低增加值”产品的出口才是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之道

    在金融危机前，我国曾制定过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的政策，我认为将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转向对“低增加值产品”出口的限制更为准确，这样对我国的经济更加有力，不仅可以减小我国在经济总量及就业岗位上的损失，对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也更有利，而且这些加工型制造业，表面上出口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但其实我国只处于组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利用的只是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附加值最低的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贡献徒增贸易顺差，这些低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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