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影响，máo zé dōng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笔者以为在盛世危言中有两大思想最为重要，这两大思想一个被孙中山继承，一个被康有为继承。

    孙中山“强国四策”来源于郑观应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观应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 1894年，孙中山yù北上投书当道，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该文完整表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他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pào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四点被后人称为孙中山的“强国四策” 。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yù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康有为的商战思想来源于郑观应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他十九岁时拜南海学者朱次琦为师学习理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些书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在“变法”中主要讲的主要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如孙中山一样，康有为对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进行了变通和完善，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最核心的一句，是“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读到这里时，笔者被这句话深深吸引，可以说这句话真正的点透了商战的本质。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

    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经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学者们一直陷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泥沼不能自拔，也白白浪费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时机，如果我们抛弃其他一切理论，只是非常务实的宣扬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的“商战”思想，中国何至于此。领袖就是领袖，他们看问题往往很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

    大转折：莫干山会议

    第三节

    “莫干山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登上前台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为标志的，这是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的会议，而参加会议的这些中青年经济学者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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