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脖子上挂了个长命锁，是红布包着彩色的线绾的项圈，锁头是三枚方孔铜钱。这个锁我戴到三岁时就不戴了，直到前几年回家时母亲将它还给了我。只见上面有一层污垢，大约是沾了孩提时的许多鼻涕和眼泪，使我倍感亲切，带回来珍藏。那年随考察团去广东和海南，我突然心血来潮，将锁带上。就这样，锁也乘上火车，轮船和飞机，随我一起旅行，保我一路平安。

    还有一件，是小时戴着一只银耳环，只有一只。我看到其它同学都未戴耳环，就感到很苦恼，不想戴，但大人一再坚持要我戴着。上小学后麻烦不断，别人取笑还在其次，有的同学趁我不注意时拿根线穿过耳环，我就只好听其摆布了。后来我坚决不戴了，自己用手将耳环掰了下来。耳环还是外婆送的，是怕养不活，戴上耳环是男扮女妆，让勾魂的难辨真假。后来稍大，为此事我曾经问过姑姑，为什么只戴一只而不戴两只，回答是，男孩子只能戴一只，戴上两只福气就没了。古dài kǎ一秀才如发现两耳穿了眼就认为是破相了，不让考的。

    这两件物品与两个特殊的人有关，对我来说是除父母外给了我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生命的人，那就是我的两个干爹。这并非以本人的意志决定的，就像每个人不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切随缘，可遇不可求。什么时候认的这两位干爹，我太小也记不清了。我生在腊月初八，据说这是佛祖得道之日，说生于此日天生性善。曾看过一本不知什么时候的老黄历，说这天做一件好事相当于平时十件的功德，干一件恶事也相当于平时干了十件的罪恶。小时夜中爱啼哭，大概是饿了，或许是有了病未去医治，感到很不舒服而致，大人们却去求神问卦了。阴阳先生说是因为命硬，就得找个属兔干爹和属羊的干妈来压服。事情就这么凑巧，村上就有一对夫妇和我父母平辈，属相正合。就这样认了这个干爹和干妈。

    长命锁戴了，耳环也戴了，仍然号哭不已。再去问阴阳，说，还得有个吃百家饭的干爹。这可难坏了父母，吃百家饭的通常是匠人，但那时的匠人都安分守己地在社里劳动了，谁敢到处去游。左思右想，离村十里地有一极乐寺，寺上尚有几位僧人，主持叫乔阿卡（阿卡是对僧人的尊称）。爷爷决定去找乔阿卡，于是叫上姑姑和母亲，抱了我前往极乐寺，那时父亲已到县qi chē队工作。快到寺前的山坡上时，迎面走来一位从寺院出来的僧人，僧人问明来意后说，见面就是缘分，何必再去找别人呢？于是，就认了这位僧人做我的干爹。他从经包上扯下一条红布拴在我脖子上，算是认了我这个干儿子，并给起名叫公确才让。据疙瘩阿卡说，这是个神名。他用这种方式认过一百多个干儿女。于是，我就有了两位干爹，一个是俗人，姓王，称为王家干爹，另一个是僧人，姓昝，称作和尚干爹。和尚干爹被人们俗称“疙瘩阿卡”。这是因为在他耳旁有一个肉疙瘩而得名，根据疙瘩阿卡的嘱咐，每年正月十五我到经堂里去背大经，由大人抱着，将经卷搭在肩膀上，在经堂里转上八圈。

    我稍大后每年都要给两位干爹拜年。王家干爹和干妈在村上，正月初一的一大早就去，僧人干爹要等到初三以后去。那时已经不见了寺院和经堂，只剩下几间低矮的土房。文革后，寺院被拆毁，主持乔阿卡被逼上吊，其余死的死，逃的逃，就剩疙瘩一人了，眼下赶着生产队的几只公羊在放牧，给几分工，逢年过节分些吃的。据他本人讲，他四岁就被送到寺上当了和尚，不知父母是谁。他真名叫昝切什旦，已经在寺上过了将近大半辈子，我小时他已经有六十岁了，大人们让我称他为干爷，而不称干爹。

    昝切什旦虽当了几十年僧人，据我所知并没有什么法术，也不通晓阴阳，也没有预测过去未来的本领，也只是诵经祷告为人消灾，虽念经却不识汉字。后来给生产队放羊同时，也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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