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听说你安心办学，不大参加政治上的事了。”

    “正因为办学，才来。”于右任表示很忧伤，民办高校日子难过啊！至于学校的名称，在后世是很牛叉的一个学校，复旦。

    陈炯明笑了，笑的很吃力，因为理由很牵强。

    于右任不悦道：“很好笑吗？当初我的老师提议办学，资金都是我去找来的，可是前十年，毕业的学生不到一百。你知道这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四年才能招一个班级，这比私塾都看着恓惶，白瞎了当初买下的那么一片好地。”

    陈炯明表示奇怪，好地是用来种粮食的，和办大学有什么关系？

    如果王学谦坐在对面，肯定会欣喜道：“恭喜你，精英教育的大方针没有错。”

    可于右任并不清楚精英教育，反而是一肚子的苦水。在上海滩，有民气的学校实在太多了，民国最被人用人单位看重的不是国立大学，也不是私立大学，而是教会大学。

    圣约翰、齐鲁大学、东吴、沪江……

    民国排名前五的教会大学，上海附近就有三所，圣约翰，东方哈佛；东吴，法学圣堂；沪江大学从民国六年开始，毕业证竟然伤心病况的变成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毕业证，也就是说，这所大学的学生只要不太傻，能够顺利毕业，等同于留美学生的待遇。

    这样的学校就不说了，教授都是美国常青藤毕业的博士、欧洲著名大学的学者。杜威、罗素来上海讲学为什么去了圣约翰；爱因斯坦来上海讲学为什么去了沪江？

    这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学校牛逼，牛逼大发了。

    反倒是后世上海声望最隆的大学复旦，却成了受气的小媳妇，甚至地位还不如小媳妇，比通房丫鬟都不如。

    当校董的自然不肯说自己的学生在求职道路上处处碰壁，可实际上也差不多，前面说的三所学校。毕业之后能在大学找到职位。最明显的就是在洋行大公司找到高薪的职务。比如说圣约翰，毕业之后去大银行找工作，几乎很少有被拒之门外的。月薪一百五十块大洋起，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一个价……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复旦毕业，一个月的月薪只能是人家的三分之一，还一年培养不出几个学生。并不是于右任等人没想办法，而是找不到好学生。

    如果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在场，一定会深有同感。

    不仅仅是找不到一流的学生，连一流的教授都不搭理这些学校。感情老失落了。

    当然，出校门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并不能确定一个人的人生。

    人生很漫长。需要一辈子的努力。

    这些大道理，读过几年书的人都会说。可问题是，出门就输一半，就和跑步比赛的时候，起跑的时候摔一跤，而且还是脸先着地，是一个道理。于右任决定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教学环境，聘名师，树名校风范。可惜，手头太紧。施展不开。他要是有王学谦的财力，没说的，民国没有的。去欧洲请，去美国请。可他连国内的知名教授都请不起，比如说胡适，一年的薪水三千大洋左右，承受不起，太贵。

    对于于右任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物美价廉的，比如说不花钱就能办大事的那种。

    要不是章太炎找来，他还真的把这位爷给忘记了。并不是说章太炎在民国的名气不够大。而是请这位爷出来讲学，并不容易。论名气。章太炎是和梁启超一个级别的大拿，功底也在伯仲之间。可要想请章太炎。砸钱没用。章太炎压根就不缺钱；给荣誉，于右任给得起吗？没有能够打动人家的东西，只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而这个机会，正好来了。章太炎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或者哪根筋没别过来，自打孙大先生灰溜溜地给赶下非常大总统的宝座，逃到上海之后，他一直想要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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