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见《明熹宗实录》，卷6。熹宗立即予以批准。从登州不断派出船只，到各海岛接渡辽民。截至天启元年，仅数月间，登州收辽人不下十余万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11。。陶朗先在很短时间组成三万余人的水陆师，其中大部分人员为招募的辽民。

    第三，联络和扶持抗金的辽民义军。尽管大批辽民逃亡，仍有很多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展开武装斗争。如镇江（辽宁丹东附近）的古河屯陈大等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抗金；马虎山的任九锡、头山的金国用、马头山的崔天泰、卓山的王公绍等都聚众起义，尤其是东山矿徒“不肯降奴”，聚集数千之众，斗争规模最大，“据山自固，足为奴酋后患”。他们都等待明军反攻，与之配合，收复家乡。朝廷得报，急令各地方官“晓谕四卫义士任九锡等，不问军民余舍，倘能乘机内应灭贼守土，酌量功次，即五等封爵亦所不靳”。同时令各地官军振甲厉兵，随时给以应援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5，18～19页，23页。。熊廷弼建议，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的，即授为都司；五百人者，授守备之职。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以立时而至。熹宗“立从之”《明史熊廷弼传》，卷259，6697～6698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8，1页。。

    第四，联络朝鲜。熊廷弼把联络朝鲜作为他的“三方建置”的战略组成部分。他要求朝鲜发兵，助明兵声势；另外把逃到朝鲜的辽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跟登州、莱州声息相通，遥相呼应《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因而形成了从山东半岛与朝鲜两个方面对辽南的夹击之势。他推荐熟悉朝鲜事务的监军副使梁之垣执行联络的使命。熹宗“亦报可”。但迟至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才率军四千余人，乘船六十余只，到达朝鲜，宣谕朝廷旨意《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三月庚戌。，得到朝鲜国王的积极响应，表示“愿效忠顺”，为明声援《明熹宗实录》，卷17。。

    熊廷弼的海上战略部署，总的来说还是防御xìng的，但它却摆出了战略进攻的态势。质言之，这个战略为反攻做了精密的准备，这是一；其次，它的战略反攻目标对准了辽东半岛即金复海盖四卫，进而重新夺回辽阳。不言而喻，这个计划是“恢复全辽”的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崇祯朝时，廷臣也不得不承认：“东江一旅，原以三方牵制为复辽之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为东省隐忧独深，增兵设防宜早备述情形事”，42号卷，第10号。在辽南“无局可布”的情况下，熊廷弼创立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天津置水陆师，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战略部署。这实际是辽东半岛外围的一条新防御线，它既从海上阻止后金的进攻，又为进军辽东准备了条件。可惜，熊廷弼的全盘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阻挠而不能贯彻下去，“以致辽西之陷，则意见参差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45号卷第3号，《兵部梁等题为钦奉圣谕事》。坚决贯彻其海战方略的陶朗先也被视为“熊党”锒铛入狱，绝食而死《明季辽事丛刊》之《陶中丞遗集陶朗先传》。。有一件事值得提及者，王化贞时曾驻广宁派出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二十余人，前往河东地区，“招致遗民，恢复疆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这个冒险行动却产生重大结果，是为明朝开辟了第二战场，确立了以皮岛、旅顺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地区在内的新的防御体系。此举对于明的总体防御的战略具有不容忽视的军事意义。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3）

    毛文龙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奉命去辽东。为避开后金防守严密的城镇和军事要地，他只能选择水路，率二百二十余人的队伍由三岔河口登船，沿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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