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西南，一池碧水，水中一方半岛，岛上，柳枝的新绿掩映着漆黑的屋瓦。屋瓦下是亭，廊，堂，榭。堂檐下的一块匾额上书：影园。落款是董其昌。

    “由华亭溯江而来，需五日，超宗，你几时请的董夫子题此匾额？”

    孙良鸣的意思是，在华亭家中的大书法家董其昌，离此不近，这个叫超宗的人，何时求得他老人家的墨宝。字超宗的人，是扬州大名士郑元勋，好风雅，结交半江南，家资巨万，是扬州盐商。

    郑元勋笑道：“梦樵，影园修于弟弱冠时，如今弟已三十有三，竟修了十余年，去年始成，下贴于兄，奈何兄不肯凑兴，去年兄若肯来，不要说董夫子，便是东林魁首钱受之，也在鄙园赏牡丹”。

    孙良鸣闻言，不由惊诧，这位世兄，居然能把董其昌和钱谦益同时请来，不由后悔，去年他在苏州巡抚衙门，收到郑元勋的贴子，他以为，只是请他参加野鸡诗会，附庸风雅，便没搭理。

    孙良鸣道：“只怪你去年下贴，没说明白，你素日喜开酸文会，以唱和之作饰风雅，你知道我不好此道”。

    郑元勋闻言大笑，冲一个家仆道：“将《雅集》拿来”。

    不多时，家仆取来《雅集》，孙良鸣信手翻了翻，上面是一些扬州盐商及名士的诗作，内容是描写一株黄牡丹，孙良鸣道：“兄欲让我看什么？”

    郑元勋一点诗旁的小字，孙良鸣伸头看去，却是诗评。郑元勋得意道：“钱受之亲笔亲评”。

    此时的江南，书法第一大家是董其昌，诗第一大家是钱谦益。孙良鸣看了看钱谦益的评注，也并不高明，唱和之作本就庸劣，而钱夫子对这些唱和之作又不好开骂，甚至还要捧臭脚。孙良鸣看得摇头，道：“真不知钱谦益三字还值几文，《雅集》之名也俗气得紧，纵是附庸风雅，也不好将雅字书于额头，你见过清官，将清字书于额上的么？”。

    郑元勋闻言，伸出手来，将孙良鸣一搡，道：“你懂什么，天下的文名有几个不是这般来的，一经品题，便成佳士。钱受之的诗，董其昌的书法，确是浮夸，便是我柜上记账的刘头，其字亦不在董其昌之下，然谁会捧他？弟在仪征有处宅子，左邻住着个穷秀才，此人的诗倒比钱受之强多矣，可没人捧，不过受穷，我邀钱董二人来，互捧互推，水涨船高，何为佳作，何为书法，是落得了尺，还是上得了秤？天下的文名皆是这般捧来的。你我是亲切的世兄弟，我方这般说与你，休在外与我乱言”。

    孙良鸣道：“世兄若欲保全产业，显于人前，大可走科举正途，何必做假名士”。

    郑元勋道：“混话！科举正途若这般好走，为何你我年过尔立，还是区区生员？”

    孙良鸣闻言，不由叹气。自已置家业不顾，去应天巡抚衙门里做一个幕宾，动机和郑元勋并无二致，都是为了保全产业，并显于人前，都是因为科举之途实在难走。好在这个时代，家族观念强，自已不去经营产业，自已的弟弟，侄儿可以去经营。八年后的崇祯十六年，郑元勋终于中了进士，他到北京做官，而家里的产业便由弟弟和侄儿代管。

    便那时已经是亡国前一年了。待亡国时，郑元勋已缩回扬州，这时高杰的乱兵要进扬州，扬州官民闭城以守，南京弘光帝来了圣旨，叫放高杰进扬州，扬州官民不听。郑元勋仗着和高杰有旧，出城劝高杰退兵，和高杰在帐中把酒言欢，但当郑元勋回城时，因为替高杰讲了好话，竟被乱民打死。

    这时，郑元勋还在教导孙良鸣：“我等盐商，雄于财，绌于势，若欲得势，先要得名，若欲得名，中进士，上疏子，挨棍子，抹脖子，这便是你说的科举正途。若再加上小孩子，纳婊子，写曲子，那声名便无以复加”。

    还真是让郑元勋说中了，所谓江左三大家，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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