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春秋》，又称《春秋公羊传》c《公羊传》，是我们无法绕过的一部奇书。

    起先，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部言简义丰的编年史显示了它巨大的能量，周王室没有做到的事被孔丘一介教师做到了。可见孔丘也是用文房四宝打仗的好手。话说《春秋》面世以后，儒家学派为解读本门的这部经典（或曰课本），就群起而注之。可以说，孔子不经意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话题作文竞赛。《春秋》里的每一句话都被后学尽情发挥，其“微言”里包含的“大义”被充分发掘。因此，为《春秋》做传的书字数往往是原文的几十倍。其实它们都是历史教学参考书。但不同版本的参考书侧重点不同，风格也迥异。最著名的三个版本是以传者姓氏名之的《左传》（《春秋左氏传》）c《公羊传》（《春秋公羊传》）c《谷梁传》（《春秋谷梁传》），这个顺序其实是按照它们成名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左传》文学性最强，脑补了很多历史场景，包括战争画面，将孔夫子的每一句话都做了极为具体生动的展开，引人入胜，因此是史书，相当于把《春秋》泡发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则不然，它们以阐述经文的大义为主，可谓“大义凛然”，是两本正经的经书，被列入儒家“十三经”。这样的书你我是不怎么愿意去读的，但它们本身的“宦海沉浮”却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公羊春秋》启发了西汉“群儒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汉武帝开创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先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公羊春秋》在西汉王朝的地位便扶摇直上。

    “大一统”是《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及其后代从《春秋》里读出的最强烈的信号。在解释《春秋》首句时就明确地体现了出来。

    《春秋》首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就这六个字，《公羊传》做出了详尽的解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条分缕析，非常繁琐。这是儒家经文的所有传文共同的特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古人对于经典都是死记硬背c不求甚解的。相反，他们是非常注重钻研和理解的。

    《春秋》本来就是孔子站在周王室的角度，用周王室的标准作为尺子衡量一切的。这儿量量，那儿量量，量出了一大波乱臣贼子。所以《春秋》开篇的记时就出手不凡，使用的是周天子的正朔。历法的划一，意味着其它制度也应划一，这就是所谓“大一统”。这种观念在《公羊传》中有多处反映，说明《公羊传》的作者是孔子肚里的蛔虫，读出了孔子的意思。

    其实，法家思想也帮助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但由于其严刑酷法，王朝很快倾覆，这就使得人们认为质疑法家思想保持大一统的能力。汉初的60多年实行的黄老学说，倡导“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然而战国以来留存下来的各个学派人士仍在积极活动，偏激一些的，做出帮助诸侯王反抗朝廷的事情，比如淮南王刘安的谋反就受到一些道家学派人士的辅助。有鉴于此，汉武帝决心加强中央集权，重视思想统治。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他下令“举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候专门研究《公羊春秋》的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c举贤良对策深得武帝之心。董仲舒的对策都是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有效地争取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以至于汉武帝连亲叔叔刘安编写的《淮南子》都pass了。董仲舒是这样说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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