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及主要新闻译成简报供我阅读，此外，还订了十多种杂志。

    从我的沙发椅在六年内更换两次，就可知我整天勤坐沙发阅读传媒材料的程度。每天早上起来，我先浏览大标题、要闻、社论。晚上酒店后或应酬以后，再用三至四小时边看电视边详细阅读，久而久之居然也能理解广东话了。偶尔出差内地，回港后便要“恶补”。香港情况变化速度太快，几天不阅读报刊，便有脱节之感，非“恶补”不可。每日坐沙发数小时，八七年沙发坐坏换成皮沙发，不到三年，新沙发又给我坐坏了。

    我阅读报刊的方法，几乎是遍及各版，不仅看新闻、评论，还看专栏、娱乐新闻，连马经也扫一扫。一些看似不重要，实际很有用的情况，往往从中可得。读“马经”能知道社会上某些人士的脾气、嗜好等等。《信报》曹超仁的《投资者日记》，往往透露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金融动态。他讲某些闻人，多用代号，如称王某某为“红色肥猫”，邵某某为“排骨”……。

    香港还有一份半公开的小报，姑隐其名，它专好揭工商名人隐私，据说，有些知名人士因此曾被要挟。阅读此报，可获知一些坊间流行传闻。例如它曾刊登大陆某公子在港奢侈、阔绰的生活消息，报导他有高级住宅、数辆名牌汽车、两艘游艇、高级音响、打高尔夫球入会费就花了一百多万港币等等。有人把这张报纸送到北京，赵紫阳、张劲夫都看过。某公子声称该报捏造，到处喊冤，声明要上法庭控告它诽谤，后来不了了之。

    此外我还广泛接触社会，与社会各方人士会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倾听，了解他们的心态。接触越多，互信越增，了解越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越多。我就这样逐步加深对香港社会的认识，也jiāo了不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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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波了三个月，对香港有了初步认识。九月中，带着自己草拟的汇报提纲，回到北京。请示了耀邦同志，他请外事领导小组听汇报。

    汇报安排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厅，外事小组组长李先念、副组长赵紫阳、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先后到场，胡启立也来了。到会的还有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炳乾及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他两人是我向胡启立点名邀请的，我持的理由是：要钱、要人。

    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他说时间只有一个上午，要我择要汇报。

    汇报围绕三个问题：香港形势、经济情况、党和干部队伍。首先报告香港形势。我说，香港通报知道中央决定九七收回香港后，出现大动dàng、大分化、大改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尤为严重。基于民族大义，他们即使不赞成、口头上亦要说拥护，至少也不好说反对香港回归。但实际上，他们担心九七后私人财产被社会主义改造、共产。担心失去自由。此外知识分子怕“洗脑”，中下层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据我这几个月的接触，香港多数同胞还不知道中央收回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少数知道的，担心将来会变：他们对党不信任。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世纪末来临的气氛，逃资、移民情况在发展中。

    我注意到与会者都在专注地听。

    李先念chā话：“逃资严重不严重，逃了多少？”

    “根据我了解，情况是严重的。带头逃的是一些爱国资本家。中央负责同志请他们来北京谈话，他们得到消息，回香港转头便逃。但据香港中国银行的估计，进来的资金比出去的多，他们认为，只要香港继续有钱赚，出去的还会回来。”

    李先念再没说什么。

    我说，这几个月我接触过很多香港同胞，包括不少中、上层人士，希望维持现状，让英国人继续管治的不是少数。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就公开提出要中国当“董事长”，英国当“总经理”，这种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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