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信谈及香港政制改革时，同样也用了“不要犯经验主义”这个词汇。

    尤德在江苏访问时，闲谈中提到他们夫fù对中国古文化很有兴趣，我便建议他们去西安看看不久前出土的秦俑。尤德很高兴，表示愿意找机会一游。回香港后，尤德公务繁忙暂无空闲，夫人愿意先行，我便请西安当局做了邀请和安排。

    尤德去世时，他的夫人正由邓莲如陪同在西安旅游。消息传来，我正在北京参加港澳办的会议，大家都觉得很突然，因为前一天晚上，尤德参加姬鹏飞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宴会，我也在座。他身体、情绪都很好，还饮了几杯茅台酒。听说他是夜里心脏病发作，被人发现躺在地板上。有人估计，可能是他发病，自己去取yào，没来得及，就倒下了。我为他这样去世感到惋惜，回港后参加了他的丧礼，毕竟对手了一段时间，感到彼此熟悉了，并非不能沟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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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美国纽约股市狂跌，世界xìng的股市危机波及香港，恒生指数一日下跌约一千点，被成为“黑色星期五”。香港股票联jiāo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四日。全市股民惶惶不可终日，一片凄凉景象。

    那天，正好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为筹办亚运会，来香港募款。我请了一批工商巨贾，设宴美丽大酒店，准备席间请他们慷慨捐赠。当时已知发生股票危机，未开席即谈论不已。而且，赴宴者之中，已知不少人损失很大，他们人虽到场，看起来却心不在焉，勉强应酬的样子。我向张百发打招呼：“今天席上不要提募款的事了，改日再议吧。”张百发表示理解同意。

    我请教人称“香大侠”的股票专家香植球，他主张：“香港政府应该出面挽救股票。”并简要解说了些道理，我虽然没有弄懂，但“政府可以出面挽救”这句话听懂了。

    隔了一天，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蒋文桂来电话，为股市有急事要见。我请他即刻来。他告诉我，汇丰主席蒲伟士央请中银出面，一齐挽救股市，并说这是港英政府的意思。共需二十亿港币，三家出资，港府十亿，汇丰五亿，中银也是五亿。征求我的意见。

    我立即召集工委的经济领导小组商量，大家认为，中英现在关系友好，既是港英政府要求，可以同意合作救市。但汇丰在港的业务范围比中银大，他在股票市场利益也大，不应要求中银承担同样负荷；同时，既是“救市”，也可能有一定风险，总要有人负责任，不能只由中银负。中银可以不要利润，不管出资多少，“社会知道中银参加‘救市’，表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股市的支持，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成为会议的共同认识。

    我将结论电报中共中央、国务院，请求批准。

    第二天商务，汇丰主席要求来新华分社见我，见面后，提出同样要求。我回答他原则上可以考虑，并告已电报北京请示。下午或明天可以告诉结果。也向他提出：“汇丰、中银都出资五亿，有欠公允，你们应多拿一点。”蒲伟士表示感谢中银合作，出资多少可以再商量。同时，新华分社外事部也接到港府政治部同样要求。财政司长瞿克诚，也请人转话向我提出同样要求（以前从未有港英政府官员这样做过）。我把回答蒲伟士的内容转告他，请他考虑。

    这几天晚饭后，我一面等待北京回复，一面请专家为我补关于股票市场的课，一面研究股市情况，也查询了中资从事股票jiāo易的情况。初步了解，除“光大”外（由王光英经营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其他方面不多。新华分社的“鑫隆”公司做“期指”，损失多少尚不明，但数字不大。

    当时，正值人大常委例会开始，已通知我出席。为救股市，特向人大常委会发电请假，留在香港参加港英政府“救市”。

    第三天，中银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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