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的意见，要顶住，原地不动。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如果现在中国顶不住，将来香港政府遇事更顶不住。”

    中央既已决定，我回港后，只有争取港英政府合作，尽力做好市民工作。

    对于这次“核恐慌”、“核示威”活动，工委做了两方面的考虑，既要妥善应付“压力”，更要争取港人，平息风波。首先要力争港英政府合作解决，因为核电站是中英合作项目。

    香港政府很合作，推动行政局、立法局议员到法国、美国、日本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安全是有保障的。同年十一月，港府财政司瞿克诚发表公开报告说，已批准向核电厂购电的和约、已批准的中电参与核电厂计划，都不能贸然撤销，否则香港信誉及对外关系将大受影响。

    中英双方在民间都做了工作，以增加市民对核电站的了解。核安全咨委会就是那时候成立的，现在仍在运作。

    我们派副社长陈达明专门与水电部和大亚湾核电站筹备处联系，并取得中国科学院的帮助，公布了对核电厂技术安全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一致的：法国核电制式反应炉是安全的，与苏联用的不一样。我们还组织内地专家到香港办核技术展览会，组织港人去大亚湾工地参观。中国的核能专家、香港数所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纷纷就世界核能科技的进步、泄出辐shè对人体的影响等等，在大众传媒发表意见。

    这些工作都得到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虽然香港社会仍有不少人有意见，但激……（录入者注：扫描件中此处脱漏）建核电厂”风波逐步平息了。

    第八章 北戴河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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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年夏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到北京开会。到了北京，办公厅接我的人告诉我去北戴河，中央负责人正在那里开会，姬鹏飞也去了。

    我到达北戴河，先去看望姬鹏飞，他没有对我说什么，让我先休息几天。第二天，派秘书送了两份材料给我，是准备做为发给各省市的中央文件的草稿，一是关于香港工作的，对各地去香港的人员做了一些规定，其中对港澳工委当时的工作有评论。第二个文件是中方在起草基本法时应掌握的几条原则。我看过之后，看出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是批评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是针对港澳工委，针对我的。事先一点招呼也不打，就这样拟定文件jiāo中央政治局讨论，打算以中央正式文件的方式，把我的“错误“向全国各省市、各部委通报，这是很不正常的。

    我商务看了文件，中午就给姬鹏飞打电话，我说：“两个文件我看过了，对《基本法》这个文件，没什么意见，另一个文件，我有意见。这个文件定稿没有？假如没有定稿，假如在中央会议上讨论，我准备发言，提出我对这个文件的看法，我请示你，这样处理如何？“

    姬鹏飞表示要考虑一下。晚上，他叫秘书通知我，他同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商量了，明天中央开会，只讨论基本法那个文件，另一个文件，条件不成熟，这个会上不讨论了。这件事就暂时这样过去了。

    自从我到香港工作，港澳工委升级为正部、省级，直属中央管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与香港新华分社成为同级的“兄弟机构“。按中共组织原则，地方党委对中央部委在工作上接受指导，与王匡士气港澳工委在党内地位相比，不同在于：廖承志个人代表中央管理，改变为直属中央管理；王匡在日常工作上的汇报请示，不能直接上达中央、国务院，及任何中央负责人。我到任后，按组织原则，港澳工委的报告，只须报中央或国务院即可，中央、国务院收文后，秘书长或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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