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决定，要你在香港继续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现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决定我服从，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八七年底召开）。

    赵紫阳听后一愣，没有再说什么，他问我：“你同姬鹏飞不是老同事吗？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呢？”我没有答复，只是笑了笑。

    我对赵紫阳讲，到现在为止，中央组织部没有派第二把手，我没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难，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接班的人。耀邦曾经表示考虑过几个人，后来又说不行，希望中央进一步再考虑。我还要求：工委的领导班子要再调整一下。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与姬鹏飞商量具体的人事安排，再告诉中央组织部，并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鹏飞谈一谈。前后也只是谈了十几分钟。

    谈话后，我即去见姬鹏飞，告诉他赵同我谈话的内容。看起来，赵同姬也是谈了这些内容，因为他已经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鹏飞听到我讲，在人事调整问题上，赵要我同他商量时，很感动地说：“赵紫阳一贯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满意，我征求他意见，让李储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储文共事三年多，一开始对他极为信任，极为重用，几乎言听计从；对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给予支持。

    不久新华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储文在私下批评我，甚至说，李可能想当社长。我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吴学谦数次出国访问，途经香港，李储文都不告诉我，迳自去机场迎接，并陪送到深圳，不让我接触，我未曾怀疑，因为李储文分工管外事，吴学谦是他业务上的顶头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为是他的疏忽。

    后来，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诉我，他以前在上海是个“两面派”，见风使舵，原上海市委副书记赵行志，同李在地下党时期就一起工作，关系很好。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彭冲主持上海市委，李在这一时期观点同市委与赵行志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ròu麻地吹捧赵行志。可是批判华国锋士气，中央派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们发动批判苏振华、彭冲为首的上海市委，李储文立刻应声转向，反过来公开批苏、彭、赵。上海的老同志称他为典型的“风派”。

    他们警告我：“你要小心！”我还将信将疑。

    共事一年多之后，我发现李储文比较专长具体事务；但做领导，进行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并不适应。自己做可以，调动广大干部一起做不行。我想，这可能是与他以前长期在宗教界工作、经验狭窄有关，我曾数次要求他拿出一个他所分管的统战、宗教工作的规划，迟迟拿不出来，使我深感他缺乏负责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李储文在社会上反映大致还好，也有负面反映。guó mín dǎng政府时代，李储文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当牧师，曾为现在香港事业发达的“上海帮“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礼。这些人士私下一轮：共产党太可怕，李储文表里不一、深不可测。

    李储文在机关内的反映比在社会上的差。他分管的几个部门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对下属不信任，只信任他从上海调来的那几个人，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我只当个人气质、修养看待。

    他从上海调人来，事先没向我打招呼，调来后，也不告诉我；后来参加会议，我看到有不认识的人，询问以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负责台湾工作，对一些台湾、美国的秘密关系不告诉我，只讲这些关系的代号；与他们接触事先不讲，事后也不告诉我结果，直到要向中央发报，需要我签名时，我才有机会知道。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不管多么重要的关系，都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样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负全责，除非中央有讲许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诉他，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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