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威”地位。他们所谓的权威，就是要报纸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正面宣传中共的主张。

    我在工委讨论过这个提法，无人表示不同意，但我感觉，像《人民日报》那样完全以党和政府的面孔出来讲话，在香港的效果不会理想。但由于我自己思想不够解放，所以又主张在社论上要体现这种“精神”，逐步形成“权威”。

    “商品第一，工具第二”的办报方针，北京虽然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在此形势下，新华分社管宣传的负责人向我说，是否考虑把这个提法变动一下，我犹豫一下说：“那就改一下，把第一第二的次序调一下。”

    这个调整是错误的。我当时应该坚持原来的方针。

    鉴于香港当时缺乏一份能够正面阐述中国方针政策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政论刊物，我考虑出版一个杂志，以中间面目出现，以争取香港广大的中间阶层（我也考虑过，左派几家报纸也如此改变，但他们的面孔已经“红”了，想改变已很难）。香港某些刊物以揭露中共的所谓“秘闻”招揽读者，这些“秘闻”，有些接近事实，更多的都欠缺准确xìng。我向中央建议，办一个刊物选刊一些中央还未正式发表的内部消息和文件，为香港和海外的读者提供准确完整的资讯。胡耀邦、习仲勋、胡启立都表赞成。胡启立很积极，专门jiāo代给中宣部长朱厚泽，并要他帮助我物色编杂志的人选。经过半年多的酝酿，没有落实。主要是中央如何提供资讯的问题没能解决。我曾具体提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各指定一位同志与杂志联系，提供稿件。

    到八四年夏天，习仲勋告诉我，关于办刊物的事情，胡乔木、邓力群会找我说。后来，胡乔木单独找我到他住宅谈话，劝我放弃办杂志的打算，理由是办这种刊物很困难，万一处理不好，北京方面不少人会有意见，香港方面也不一定能讨好。中央提供稿件、资料，同样有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做了决定，我只好作罢。我对胡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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