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活动，最多也只有一半）。有评论者说“超过了港督尤德”。意思似乎是我“喧宾夺主”。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对一般xìng的社会活动，更加注意保密，以尽量减少“出镜”率。八五年下半年开始，我将主要时间，用到研究香港经济方面，更减少了“应酬”与社会活动。

    我既“怕”香港记者，也喜欢香港记者。他（她）们年轻、有朝气、工作积极、竞争心强。大多数人待遇低，工作得很辛苦，我很同情他们。记者们提问敏感、尖锐。而我不善辞令，只能据实回答。因此，我“怕”记者，因种种原因，往往不能满足他（她）们要求，只好打招呼：“今日无料。”我懂得他（她）们“无料”时的苦恼，常怀爱莫能助的心情。有时他（她）们为了采访，互相挤得喘不过气。有几次混乱中，我曾被他们的麦克风（录音话筒）、录音机碰撞到，面上也“挂了彩”。但我不以为忤，更体会记者求新闻之切。

    港英政府善于“放料”，常开“吹风会”，要求与会记者不讲消息来源，推销他们想要报导的“新闻”（但港英政府的“吹风会”从不让左派报刊记者参加）。

    香港记者希望新华分社也开“吹风会”，多了解新闻的背景。我既想适当满足记者，也希望取得经验，几次请记者们茶叙、吃饭，也“吹吹风”，介绍当时人们关心问题的背景、中共的政策、想法；申明只供参考，不能报导。结果得到较好的效果，也jiāo了不少记者朋友。

    “本子风波”的那次记者会之所以召开，乃因他（她）们要求多次，有些问题也需要讲，也为取得经验。未料引发“风波”。会前，我做了准备；会中，请记者书面提问，集中后有选择地答复。哪知临结束前，亚洲电视台一女记者发问，引发“风波”。后来还听到传说，讲这位女记者是我的“契女”。她的口头提问是事前安排好的yīn谋。我一笑置之，佩服这种人真会编故事。

    因为“本子风波”引起内外一系列事情，以致这次记者会成为我六年多任内唯一的记者会。

    后来有记者要求我们仿照港英政府，设发言人制度。我们经过考虑没有同意。原因之一，新华分社在香港，非执政机构，无此必要；第二，如果有问题需要让社会知道新华分社持什么态度，采用领导人出外时答记者问的做法，比较灵活，一样取得效果；第三，社会太敏感，党内也敏感，谨慎一点，少说为佳。

    香港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给内地领导层印象很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和我谈到，广州一次公开xìng的会议，有一位香港女记者在会场中向他提问题，任没有答复。几小时后散会，他估计记者有可能未走，在会堂前等候，便走侧门，不料一出门，便看到那位女记者已守候在前。他仍不答问，女记者便紧随在侧，边走边问；不得已，答复了她的问题。然后反问她姓名，得知她是《明报》记者林翠芬。任仲夷摇摇头，赞叹道：“真会缠！这种精神，我们记者不会有。”

    后来基本法开始草拟，发现很多香港记者往往由早到晚站在会场外等候采访，这种拼搏精神，或许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经由任仲夷这样的介绍，我注意和认识了这位敬业、谦谨的女记者，在香港、北京、广州，几乎每次都看到她。在采访的记者群中，她不抢先，不落后，发问不多，问必尖锐，孜孜不倦，文笔简练；非采访场合会面，谦谨有礼，不抢话，说话之前往往还有点羞涩。我在港六年多，见到不少报刊不断更换采访记者，她却长期未动，敬业态度始终如一。

    当时的《快报》女记者曾慧燕类似林翠芬，才华出众。她向我介绍，是广东惠州人，父亲被定为“右派”，她自幼过着受社会歧视的日子，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后，她来到香港，自学成才，当了记者，还出版了几本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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