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社的宣传部门收集，并整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采取每天通过新华社（小分社）的传真，向中央、国务院提供外界的信息，供他们参考，以期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能注意外面的反应。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数万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可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去见他们。我和新华分社几个副社长在香港电视上看到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赵紫阳和李鹏为什么不可以出面见见学生？自己不见，可以派个秘书去见；全然不顾影响，让学生跪几个钟点，实在无法理解。学生是出自爱国，出自对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可怕，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怕见群众，怕见学生呢？对于中央负责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我们很不以为然。

    北京学生从yóu xing请愿，发展到天安门静坐，从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到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都没有得到北京领导人及时适当的处理，形势发展日趋严重，外界反应强烈不满。我忧心如焚，专门将香港记者在北京摄录，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学运情况的录像，以及香港传播界的反应，专人送给赵紫阳及中央办公厅，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早日妥善处理。赵紫阳看了之后，对去人的表示，比他在北京当地了解的情况要多，要求陆续给他送去。

    四月廿三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北朝鲜平壤访问。第二天，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北京学运的情况，他们扩大情况，甚至歪曲、谎报事实，使会议得出结论：学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四月廿五日，邓小平见了杨尚昆、李鹏等人，邓听取汇报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xìng。

    李鹏在邓小平表态后，连夜就通知北京市党政机关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发电报通知各省市党委。他并要求胡启立组织《人民日报》撰写社论，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yīn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得到消息后，感到很不对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fǎn gòng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cāo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xìng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反弹。四月廿七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yóu xing，虽然北京市委已通过各组织，严令凡在行动上支持动乱者，轻则开除，调离工作，重则逮捕法办，但学生yóu xing时，仍然受到北京市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四二六以前，学生运动矛头主要是对着李鹏的，社论发表后，情况就变了，开始把矛头直接对着邓小平。一些接近邓家的高干子弟中传出，“邓小平被李鹏出卖了”。学生运动的“升级”，迫使袁木、陈希同等不得不出面与学生代表“对话”，他们坚持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僵硬态度，不仅未能使学运丝毫趋向缓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数百名学生开始绝食请愿，第二天，绝食学生就数以千计，天安门、北京市、全国都沸腾了，哗然了，不时传出有学生不支晕倒送医院的消息，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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