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回答他们：“感谢中央批准我退休的要求”，并建议，“周南可以马上来港接替，公布的时间是否放在人大通过基本法后，刚港人有一个心理准备，过一个平安年。”他们当时表示可以考虑。时候，却认为我这一建议是“恋栈”，要进一步采取步骤，催我离开香港。

    谈话到了“尾声”，我起身告辞了，李鹏突然转身问宋平：“老同志们那里通知了没有？”宋平说：“先念同志是知道的，其他的秘书都在座，他们会汇报。”我知道邓小平、陈云等都派秘书参加常委、书记处会议，以便具体了解会议讨论情况。他们的一问一答，说明李先念已知道我和周南的任免决定（随后，又知道任命周南是李先念推荐的），其他老同志，大概指邓小平、陈云，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

    次日上午，见到姬鹏飞，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宋平只在某个公开集会上告诉他，周南将来港接替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姬鹏飞还告诉我，他曾对宋平讲过：“周南外jiāo上有经验，但香港工作是全面的。”他还对我讲，“他们不了解情况，你在香港打开了局面，贡献大。”还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笑笑回答说：“是你领导的好。但李鹏他们和我谈话时，对我在港工作六年，只字未提，不知他们是怎样评估我的。”

    下午，姬鹏飞派人传话，中央决定要港澳工委负责人（即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全部到京开会。原来，李鹏他们对我前晚的表态不满，认为我“恋栈”，要采取措施。

    十月廿五日，jiāng zé mín主持会议，李鹏约迟半小时到会。宋平、姬鹏飞、李后、鲁平、周南都参加，新华分社全体副社长到会。

    jiāng zé mín一开始便宣布中央决定我退休，调回，周南接任。不同意我和一些新华分社副社长建议我在基本法通过后再调回内地的建议。并决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对外公布，周南立即去港接替。jiāng zé mín在讲话中，回应了我对姬鹏飞提出的意见，表示，“许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李鹏姗姗来迟，即对我们提的jiāo接建议做了一番否定的、声色俱厉的评论。

    姬鹏飞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

    宣布一个高级干部的调免，召开这样的会议，采取这一形式，领导人持这种态度，在共产党内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调动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阵势。

    我和周南的任免，党内决定后，照惯例，应有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行公布。可是，异乎寻常，周南到港任职的消息，是由北京新华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闻中宣布的，人大常委会对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连形式上的讨论都没有；甚至，到现今仍没有见到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宣布。jiāng zé mín、李鹏他们迫不及待地调我回内地，连表面文章都不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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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廿五日会议后，我即返港，立即搬出新华分社大楼，让出办公室。同仁们劝我不要如此之急，并说李储文等调回内地，都是宣布半年之后才离港，企望我离职之后也在港多留一些时日，我谢谢他们的好意，立即整理行装，转送深圳。我心中有数，江、李yù我早日离开香港，看来已非一日。我退休之愿已达，早离可早脱是非，这是部分关心我的同仁没有想到的。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江、李并不肯就此罢手，还有“下文”在等着我。

    我打算二月九日赴汕头，参加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开学典礼后，十一日回港，十二日离港去北京，参加基本法草委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想十二日便是我正式离职离港的日期。

    驻港中方机构、社会上知道我退休离港消息后，纷至沓来，要为我设宴饯别。如果接受，不仅时间上不可能，张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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