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据这位司长形容，简报对这篇文章采批判口吻，用词相当激烈，连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的词汇都用上了。后来我知道，中央书记处曾将这篇文章，列入会议议程讨论。赵紫阳在会议中说：“这篇文章我叫人看过了，没有问题，不用讨论了。”就这样“保护过关”了。原来，赵紫阳事先要鲍彤看过这篇文章。六四后，金尧如告诉我，中央常委有人组织“秀才”在写文章批判我这篇文章。因此，宋平的“意见”，我毫不觉意外，我当即表示感谢他对我提出警告的好意，回答说：“谢谢你的关心，这篇文章，我至今认为，个别地方用词也许还要作些斟酌，整体没有错。”我又说：“我已听说，中央常委中有人指定专人在写批判文章，我早就有接受公开批判的精神准备。”宋平连忙解释：“没有的事。”

    我顺便提起周南歪曲事实，诬告佘孟孝，组织部竟未能为干部主持正义，仍将佘孟孝调回的事，说了一通，表示了不平之意。宋平很有修养地听了，不作一字解释。这次谈话，双方都不愉快。

    后来，我才意识到，周南借词调回佘孟孝，是他们蓄意除去“整”我材料的障碍。我的一些朋友问我宋平“谈话”的内容，听后，有朋友认真地告诫：“要当心啊，他们的眼睛盯着你呢！”

    这几位朋友都是比较了解“上情”的。我想，竟然对一个已决定退休的人仍如此不能见容，回江苏后，不准备住南京了，还是会如皋县老家隐居，不问一切“世事”，你们总可以放手了吧。天真地抱着这一幻想，放弃了人代会后去四川九寨沟旅行的打算，立即去南京，征得江苏省委的同意，便马不停蹄回深圳，准备搬家返乡。

    二月上旬，周南接任后，“怪事”不断，愈想愈和“眼睛盯着你”有关。

    二月，周南便停发了我和老伴在港的工资。老伴很气愤，我一笑置之。按正常做法，工资应在组织介绍信到达接受单位后，才由接受单位发给。我二月中旬才离职，港澳工委给我到达单位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尚未开出，当时也无从开出，因为我调回内地何处居住，中央还未明确。可笑周南赶我离港，竟然如此急不可待。

    周南到任前，我已搬出新华分社大楼，家当也送往深圳贝岭居（新华分社在深圳的后方）存放。其中包括几十箱书刊、文件（主要是我在一些会议上讲话的原稿副本。这些文件，办公厅都另有正本或记录稿存档）。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周南竟着办公厅限令我的秘书，“清理”并取去我的文件，包括在北京“谈心会”上，我的发言底稿，及会上他们发言的记录。秘书在电话中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周南等硬说这些都属于“国家机密”文件，一定要拿去“存档”。他们一朝有权在手，我人又在北京，只好对秘书说，让他们拿去吧。我想回深圳后再和他们理论。

    三月初，分社同仁纷纷相告，周南于二月底，便以办公厅主任许某为主，成立“整”我材料的专案组。这个组由郑华、朱育诚二人总负责（朱育诚，原任副秘书长，周南借词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调走后，升任秘书长。据云，因“整”我的材料立功，升任副社长），已开始进行有关我在港“人、财、物”情况的“调查”。开始我不相信，不久，有不少被调查的人直接、间接相告，我才知确有其事。按中共中央规定，对省、部级第一把手进行“调查”，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常委集体或总书记批准，方能进行。周南到任不久，便有这一非常行动，显然得到北京高层指使或同意。我虽问心无愧，也预感：大概不会让我“安全着陆”了。

    四月廿二日，我回到深圳，第二天一大早，深圳新华分社办事处主任来贝岭居，一脸无奈地说，办公厅转达周南的“指示”，将“社长”使用的房车下午调回香港。我苦笑说：“调回便调回吧。”我专门设宴为司机老徐师傅话别，感谢他几年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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