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进城的见闻和遭遇，也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距以及中国的农民迫切的要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的一种心态。

    每个电影的主人公，都是导演本人内心的折射。”关于这一点我们能找到很多的例子，希区柯克素来喜爱用加里格兰特，詹姆斯.斯图尔特，保罗.纽曼，劳伦斯.奥利弗和格里高利.派克作为男主角，有人说希区柯克只是喜欢用大牌明星，配上金诺瓦克，英格丽褒曼和凯莉，好赚票房。但是希区柯克从没有用过鲍嘉，没有用过加里库柏，没有用过大名鼎鼎的克拉克盖博，而他用过的这些男明星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绅士”，克拉克盖博邪气太重，而鲍嘉过于阴郁，但是希区柯克的男人们却个个都是西装笔挺的绅士精英，而这就是希区柯克本人内心折射，他虽然是个丑陋的老胖子，但是他永远内心住着一个英俊的美国绅士。

    反过来说《秋菊打官司》吧，巩俐一直是张艺谋喜爱的女主角，甚至在不同巩俐合作的那几年里，张艺谋总会挖掘新的女演员作为主演，比如章子怡，比如董洁，比如倪妮，大家都觉得这些女孩子都神似巩俐，于是联系到张艺谋和巩俐说不清的关系，遂喜欢归结成张艺谋的“巩俐情节”。但是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共性，就是张艺谋的电影始终会以一个女性的角度说故事，巩俐演的所有张艺谋的电影均是如此《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菊豆》，甚至本应第一视角理所应当是周杰伦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以皇后巩俐的眼睛去看的（影片的第一个主观视角就来自于巩俐的皇后，最后一个也是。）没有巩俐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就以章子怡的视角看事情，《一个都不能少》是魏敏芝视角，《三枪拍案惊奇》抛弃了小沈阳，最后变成了闫妮的视角。《金陵十三钗》花重金邀请了贝尔主演，但是旁白者和窥视者却是那个小女孩。秋菊打官司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张艺谋舍弃了他喜爱的重色调，实际上关于张艺谋喜爱夸张的重色调这一说从来都不准确，他用重色调。实际上是想渲染时代下女人被社会的伦理道德所淹没的那种恐惧感，所以大红大绿的重色调在张艺谋电影里一直都是一个：“不祥之兆”，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菊花台，或者《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大红灯笼，张艺谋电影的重点实际上始终在描写女性在时代里的压抑，只要这种压抑性能够表现出来，他随时可以抛弃这种夸张的色彩。比如《秋菊打官司》或者《山楂树之恋》，或者《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很明显的是一个被时代所压迫，所压制的女人，她的抗争和恢恢的‘大团圆’；于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权利与情理的游戏，终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桩离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执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乐融融的乡间满月酒宴图。”

    虽然褪去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舍弃了回肠荡气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与第五代的诸多代表作品一样，都在回答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命题。它用素朴庸常的生活图景呈现了真切的。活着的乡土与城市，又以突如其来的一脸困惑，暗示了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说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种纰漏。这种批评在法理分析上无可厚非，对于电影解读却是缘木求鱼。张艺谋说：“我们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乡里乡亲的、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对于打官司的结果，我们并不想做重点展示，我们想通过表现秋菊打官司的过程。让观众更多地看到一些现代农村生活的原貌和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在一点的表现上，张艺谋做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乡公安局偷拍到的农村青年领结婚证的片段，还是在市法院休庭时，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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